[ 李軒 ]——(2001-5-17) / 已閱60023次
收費結構不合理。該《標準》對每件刑案的最高收費不超過150元，與辦理民事、經濟案件的收費形成鮮明的對比，結果造成了刑事案件難于找辯護律師的局面。雖然有的律師民辦理案件的絕對數量很大，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由于收費制度不合理，經濟效益卻不高，挫傷了這些所的積極性，這對我國律師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另外，經濟案件標的額越大，收費比例卻越小，這從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貢獻來講是不公平的。
由于收費標準規定不合理，律師收費與其工作量不成比例，明顯失衡。而且事實上，很多律師不得不置前述標準于不顧，改以協商收費為主。為維持生計，律師實際收費往往遠遠高出規定的要求。所謂“標準”，早已名存實亡。
考慮到這種情況，在《律師法》頒布之后，國家計委和司法部有了新的舉措。1997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兩部委聯合頒布了《律師服務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就律師收費方式和標準作了原則規定。就上述辦法的實質內容看來，國家主管部門在律師收費方面的改革仍然是相當有限的。因為該辦法仍然對律師收費的自主權作了嚴格限制，要求律師在受理訴訟案件和仲裁案件時仍應遵守兩部委制定的統一收費標準，只允許律師在辦理非訴訟的法律事務和擔任法律顧問時可以和當事人協商收費。另外，計時收費方式在該辦法中也未得到充分肯定，律師為委托人辦案開銷的本地(省內)交通費、通訊費、誤餐費都從律師報酬中列支。然而，時至今日，新的律師收費標準由于種種原因仍未出臺。這就出現了律師如果按照“法定標準”收費，只能做賠本買賣；而律師如果與當事人協商超標準收費，則又有可能因“違法”而遭司法行政機關查處的兩難局面。而且，不難揣測，根據我們長期一貫的保守做法，即使新的律師收費標準出臺后，律師收費也不會有太大的調整和提高。
總之，我國現有的律師收費制度和標準，對律師行業統得過多過死，律師事務所缺少自主權，其活力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同時，也為一些漫天要價的冒牌律師有隙可乘，因此，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律師收費制度必須改革。
改革后的律師收費制度應著重宏觀的管理，規定收費的基本原則和要求，確立以協商收費為主，以計件收費、計時收費和風險收費為輔的合理收費機制。因為律師和委托人的關系也是一種民事合同關系，根據市場經濟體制下意識自治、契約自由的一般原則，律師具體收費多少當然主要由律師事務所和當事人自由協商確定。國家主管部門也可制定帶有指導性的最低收費標準，律師事務所可在此標準之上收費，但不得在此標準之下收費(以杜絕不正當競爭)。
當然，律師收費標準的提高，必然增加當事人的費用負擔。筆者認為，在立法上確立“律師費用由敗訴一方當事人承擔”的原則，使律師費用的負擔和訴訟費用的負擔一致，實行“誰敗訴誰負擔”的制度，不失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良策。這種做法既可減輕勝訴一方當事人的壓力，又是對敗訴者(因而往往也是違法者或侵權者)的一種懲罰，符合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則。“律師費用由敗訴方負擔”，是國際通行做法，而且我國國內仲裁和涉外仲裁也采行這一制度。據了解，在北京市各級法院審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時，已開始借鑒該制度；如能在所有訴訟案件中推而廣之，則無疑有助于新的收費標準的順利實施。因為無論對律師，還是對當事人，這都將是一種福音。
但愿新的律師收費標準出臺之后，中國律師面對自己的勞動所得不再感到酸楚與悲哀。
（二）觀念抵牾：在野法曹的尷尬
根據一般社會學理論，某種制度的順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中國律師業的興起與發展，也莫不與社會主流心理的容忍與認同息息相關。但是，在人治主義曾經暢行數千年、封建意識至今仍然相當濃厚的現中國，律師這一新生群體是否為社會各界普遍接受呢?律師們所從事的特殊職業是否獲得了廣泛的輿論支持呢?從律師執業的現實狀況和有關媒體披露的大量個案看來，上述問題的答案顯然不容樂觀。來自社會觀念上的種種誤解和偏見，每每使得律師這種在野的法律工作者倍感無奈和尷尬。
2.1 社會公眾的誤解
由于中國律師業剛剛起步，律師行業社會化程度不高，普通百姓除非碰到官司，平時很少接觸律師。大部分中國人對于律師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假想的模式里。加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造成的法律意識極為淡漠的原因，許多人對于律師和律師職業還存在在種種不恰當、不全面的理解。
2.1.1 誤解之一：律師應當是公正的化身
很多中國人醉心于西方傳媒中的律師形象，認為主持正義、扶持弱者應當是律師的天職。但事實上，從職業性質和法律地位而言，律師是難以承此重任的。因為無論是在訴訟當中，還是在訴訟之外，律師都僅僅是一個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民間人士而且往往代表一方當事人主張該方的利益，他只是通過自己的工作促進社會公正實現的從業者，而不是執掌公正法寶的正義之神。真正有責任主持正義、扶持弱者的應當是法官、檢察官等國家公職人員，因為他們既負有捍衛法律公正實施的使命 ，又操握著實現社會公正的權柄和手段。但是，很多人往往不理解這一點，在潛意識中總是以正義之劍、權利之神等概念來框架律師的行為。一旦律師在法庭上為自己的當事人尤其是刑事被告人“百般開托”，或者律師在某個案件中未能扭轉乾坤拯救無辜者，人們馬上就會對律師報以白眼甚至惡語相加，認為律師沒有盡到義務和責任。所謂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上述社會誤解普遍存在，對律師業的發展無疑是相當不利的。如果社會對律師工作的性質認識不清，就會盲目地指責律師、批評律師進而喪失對律師的信任。實際上，我們只能要求律師在事實和法律的基礎上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盡心盡力去維護委托人的利益，至于委托人的利益最終是否得到保障、某一案件處理是否公平，則非律師力所能及，也不是律師分內之事了。尤其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社會不公的問題一時還難以依靠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律師對于這些問題往往是無能為力的，我們當然不能強求律師這一民間群體做出過多的犧牲。人們實現社會公正的愿望應當向國家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去訴求，而不是錯誤地寄托在手無寸鐵的律師身上。
當然，在理想的狀態上，我們也應當強調律師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心，但這只能停留在道德教化的層面，而不能認為它對律師應當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在進行職業道德培訓的時候，我們盡可以說，律師應當是正義之劍、民主之犁。律師也應當是法治社會的催化劑，公民權利的保護神。而所有這些對于當前中國律師來說，都還是可望不可及的事。
2.1.2誤解之二：律師是手眼通天的能人
與前面一種人的心態相似，還有一部分人對律師懷有一種盲目的崇敬之情。他們對于律師存在著一種過于樂觀的誤解，總認為律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翻云覆雨，手眼通天，是社會的權威人士。顯而易見，這些善良的人們還在迷信著關于律師的種種神話。
事實上，每一個人、每一種社會角色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律師也不例外。首先，就一般而言，律師最多只能算一個法律方面的專家，對于法律之外的大部分知識，律師和尋常百姓一樣也許都是外行。其次，即使在律師擅長的法律領域，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律師們往往也只能選擇一定的主攻方面而忽略其余。因為精力有限，任何一個律師都不可能熟悉所有的法律部門。在英、美、法等國家，早就出現了大量專門研究某項法律、專門辦理某類事務的專業化律師，如合同律師、專利律師、稅法律師等等，我國律師也在逐步朝著專業化方面發展。可以想見，律師在其法律專長之外，是很難做到全知全能的。
而且，律師職業是一種注重綜合性知識和能力結構的特殊職業，它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豐富的法律知識、冷峻的邏輯思維能力、深厚的社會經驗和廣泛的社會關系都是律師立足的關鍵因素。因此，任何一個方面的欠缺，都有可能使得律師在處理某項業務時敗走麥城。
更何況，一項業務是否成功，往往還取決于律師努力之外的諸多因素。委托人的理由是否充分、客觀條件是否成熟、與之交涉的官方主管的態度，都左右著律師的成敗。尤其是在官僚素質低下、司法腐敗風行、地方保護主義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律師想要做到暢行無阻實在是難以想象的，除非他也加入腐敗的行列。
所以，社會公眾對于律師的能力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否則，當你委托律師之后發現律師“不過爾爾”，肯定會對律師失去信心。我們不能指望律師全知全能，我們只能要求他們在法律的范圍內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2.1.3誤解之三：律師是挑詞架訟之徒
即使社會進化到了今天，仍然還有一些中國人對律師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律師都是些無是生非的家伙。這些人自然都是守舊主義者，他們往往將當代律師等同于古代的訟師或者訟棍，從而在內心深處本能地排斥律師以及律師這一行業。這種偏見既是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輕訟、厭訟心理的遺留，又是人治主久長期熏陶的結果。應當說，這是對律師發展最為不利的一種觀念障礙，因而必須予以徹底清除。
在現代法治社會，隨著社會規范的日趨完善和復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僅僅依靠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已經難以應付越來越多的法律問題了，他們需要專業人員的幫助。律師的法定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向委托人提供各種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唇槍舌戰、據理力爭就是律師依法履行職務的題中應有之義。律師的這種職責定位和他們所發揮的社會功能顯然有別于過去那種只圖私利、橫生是非的訟師、訟棍之流。當然，律師行業良莠不齊，確有行為不檢的濫竽充數者，但那畢竟只是個別現象，不能視為律師的主流。
持有前述偏見的人往往同時還有一種狹隘的認識，即認為律師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幫人打官司”。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恐怕源于律師肇始之初的主要業務局限于出庭辯護，給人造成一種專打官司的錯覺。但隨著社會的進步、法律的完善，律師的業務范圍早已有了空前的拓展，而不再限于刑事辯護和民事代理等訴訟業務了。尤其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律師們日益頻繁地活動在法庭之外，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項目投資等方面，在政府部門的依法決策過程中開始大顯身手，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共和國年輕的律師們不斷開拓房地產、金融、證券、期貨、知識產權、招商引資等新型法律服務領域，廣泛參與國家立法，擔任起政府法律顧問，承辦著越來越多的非訴訟法律事務，律師的社會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司法環節。
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律師這一社會角色存在的客觀必要性，積極肯定律師在社會法治進程當中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矯正無端輕視甚至蔑視律師的病態心理，以便讓律師們獲得一個更加舒暢的生存空間。
2.2 當事人的微妙心態
所謂當事人，是指為獲得法律幫助而委托律師辦理特定法律事務的人。它既包括訴訟業務當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又包括非訴訟業務當中的委托人。當事人因為某一法律事務而聘請了律師，自然免不了要和律師打交道。當事人因為有求于律師，所以一般情況下對律師總是非常尊敬的。就整體而言，律師和當事人的配合是令人滿意的。但是，當事人也來源于社會大眾，囿于中國的整體法治水平，他們的法律素質也比普通公民高不了多少。在這種背景下，當事人對于花錢請律師往往有一些不健康的想法。尤其是在訴訟業務當中，有些當事人一旦敗訴之后甚至會對他的律師惡顏相向。所以，律師們對當事人總是感覺有點無可奈何：官司之前請你的時候恭敬有加，官司之后罵你的時候毫不嘴軟。一前一后兩種孑然不同的態度，實際上反映出某些當事人對于律師的微妙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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