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軒 ]——(2001-5-17) / 已閱59984次
日前，筆者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獲悉，《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律師參與刑事案件的比例與過去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該院刑事審判庭的法官們正苦惱于找不到愿意為被告人擔任辯護工作的律師。而筆者的律師朋友們也不無擔憂地紛紛表示，暫不接刑事案子，免得引火燒身！
刑事辯護成了律師的執業雷區，律師們不敢觸雷!以至于有媒體發出浩嘆：二十一世紀，律師如何辯護?!
這一結局，顯然是出乎大多數人意料之外的。
1.5行政管理與行業自治的糾葛
如前所述，《律師法》賦予了司法行政機關對律師業的行政絕對控制權，而這事實上只是對中國恢復律師制度以來一貫做法的立法肯定和強化。那么，這種行政管理模式是否與律師執業性質相符呢?司法行政權力的強化是否有利于中國律師的健康發展呢?這恐怕是我們在探討律師制度時必須正視的又一現實問題。
綜觀西方各法治發達國家，律師行業普遍實行自治管理，即由優秀的執業律師組成的律師協會(或稱律師公會、律師聯合會)對律師進行自我服務，自我約束。這種做法，一方面體現了律師群體的高度自治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行業管理的優越性。各國律師協會的宗旨大體相，即通過執行有關律師行業的指導、聯絡和監督事務，謀求律師素質、品格和律師服務水平的提高，促進法律制度的完善。各國法律關于律師協會的職責與權限的規定，內容各有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制定律師執業規則、律師資格管理、律師紀律懲戒、調停會員之間以及會員與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維護律師待遇和權利、負責律師的業務培訓和再教育、開展律師界的聯絡與交流等等。有些國家的律師協會，如全美律師協會還將促進法律的公正實施和立法的完善作為其奮斗目標之一。
從世界范圍來看，律師管理在不斷向行業化方向發展。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對律師的管理主要或完全由律師行業組織來進行，律師的自治程度不斷加強。各國律師協會普遍通過制定行業規范，從完善律師資格考試、嚴格律師紀律懲戒等方面入手著力提高律師執業的整體水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律師管理模式。實踐證明，實行律師行業自治既有利于排除過多的行政干擾，又有利于充分調動律師自我管理的積極化，不僅在發達國家卓有成效，而且成為世界律師業發展的基本趨勢。
但是，就中國而言，現在談論行業自治似乎還為時過早。這恐怕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從整體上看中國律師尚不具備實現行業自治的能力；二是在立法上，國家尚未賦予律師行業充分的自治權。前者因為歷史原因和發展現狀所限，我們無能為力；但對于后者，卻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現行《律師法》第四十條規定，律師協會履行下列職責：(一)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二)總結、交流律師工作經驗；(三)組織律師業務培訓；(四)進行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教育、檢查和監督；(五)組織律師開展對外交流；(六)調解律師執業活動中發生的糾紛；(七)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顯而易見，上述職責除了第(一)項之外，都有點務虛的意味；而這第(一)項職責，恰恰都是中國的律師協會現有能力難以勝任的。對比前文述及的《律師法》關于司法行政機關權限的規定，我們發現，中國的律師管理體制仍然屬于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律師自治尚未獲得相應的制度支持。在這一點上，立法機關顯然遷就了行政主管當局的習慣和要求。
顯而易見，在當前這種管理體制之下，作為律師行業自治團體的律師協會是不會有太大作為的。其一，律師協會權限太小而且失于空泛，難以承擔對律師行業的指導和監督職能；司法行政機關實權在握，比律師協會更容易也更經常地對律師們發號施令。其二，律師協會受命于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群體的與司法行政機關發生沖突時，難以維護律師群體利益。律師協會負責人往往由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指派甚至由其行政首長兼任，而且律師協會主要成員并非執業律師，也是中國律師行業的一大特色。在大部分地區，律師協會實際上淪落為司法行政機關的一個附屬部門，有的甚至與司法行政機關的律師管理機構合署辦公，“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唯司法行政機關馬首是瞻，其組成人員自然以行政人員而不是執業律師為主。這往往導致律師既不認律師協會為自己的娘家、律師協會也不以律師利益為是的尷尬局面。更有甚者，律師協會每每千方百計以會費、資料費、培訓費的名義從律師身上榨取油水，以便提高自己的福利待遇。例如，某市律協曾經起草一份文件，擬要求已考取律師資格但未從事律師職業的社會成員每年繳納人民幣六十元，并美其名曰“律師資格保留費”；這一文件尚未出臺便遭社會各界非議，連當地司法局都覺得有點過分，最后才不了了之。類似的荒唐事件，在西方律師界看來也許是難以想象的。
所幸的是，近幾年來，最高司法行政當局已經注意到律師自治的必要性了，律師協會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率先進行了改革，改革后的律協會長、副會長、理事全部由執業律師組成，一改過去律協主要負責人由行政領導兼任的傳統做法，跨出了實現行業自治的第一步。北京、海南等地律師協會也相繼改造了“領導班子”，出現了執業律師走上前臺，由內行管理內行的可喜局面。看來，律師行業自治已成大勢所趨，它的全面實現只是一個時間遲早的問題。對于中國律師來說，無疑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種機遇。
1.6不堪其重的稅費負擔
在西方法治發達國家，律師是高收入階層，因而他們和其他任何有正常收入來源的公民一樣，要承擔一定的稅收和費用。但是，因為律師往往是個人開業或者合伙開業，既不是社團法人也不是財團法人，國家僅對其開征相對較低的個人所得稅而不同時開征法人所得稅；律師承擔的費用也僅限于律師協會收取的象征性會費，因而律師收入的絕大部分歸律師個人所有。加之西方國家律師業務資源豐富，律師收費標準甚高，執業律師的經濟狀況一般都很寬裕，很少存在負擔過重和入不敷出的問題。
但是，中國律師就沒有西方律師那般幸運了。他們一方面苦惱于搜尋案源的困難和律師收費標準的低下，一方面還得想方設法應付各種名目的稅費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律師不光要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當中為盡職責而拼爭，而且在經濟方面也有不堪重負之感。尤其是一些從業資歷淺、交際能力低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在累累重負之下，幾處破產倒閉的邊緣記者報道的恐怕不是個別現象，因為全國律師事務所納稅情況大同小異。該報道反映出兩個主要問題：一是稅務部門對律師事務所開征稅種太多；二是稅務部門對律師事務所開征“企業所得稅”極不合理。
在改革開放初期，考慮到律師業剛剛興起，根據司法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建議，國家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實行免稅照顧，一度使律師業在經濟上獲得了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但是自1990年開始，全國各地普遍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開展了營業稅和所得稅，有的地方還開征印花稅、城市建設維護稅、教育費附加，律師事務所還要按其總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預算外調節基金等等，累計超過律師事務所純收入的40%～60%，壓得一些律師、律師事務所喘不過氣來。律師們反映尤其強烈的是，稅務局既對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稅率為5%至45%)，又對律師事務所征收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這種雙重征稅的做法，使很多律師大惑不解。尤其是律師事務所并非企業，很多律師事務所亦非法人，怎么能夠適用《企業所得稅法》對其開征企業所得稅呢?(但在涉及律師權利和律師責任時，有關部門卻又堅決主張律師事務所不是法人，不應當享有法人權利；在民事責任方面，律師事務所必須像其他合伙組織一樣，承擔無限責任。這又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這種稅收體制對于中國律師的外國同行來說，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除了稅收之外，居高不下的行政管理費也是一個令律師們苦不堪言的問題。
可以說，行政主管部門在法定稅收之外強行收取高額行政管理費的做法，也是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因為一般而言，行政機關的辦公經費由國家財政撥付，除了稅務部門依法征稅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外，任何機關都是無權剝奪農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權利的，行政機關的收費，只能嚴格限制在為管理相對人實際開支的證照工本費的范圍之內。但是，中國的行政機關還遠遠沒有進化到這一步，它們仍然熱衷于對下屬部門征收名目繁多的行政管理費，以彌補行政經費和福利待遇的不足，作為主管律師業的司法行政機關也概莫能外。而且，這種行政收費的比例往往是相當高的，有時甚至超過了法定的稅收標準。國家財政部、司法部就明文規定，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可以對其所轄律師事務所征收其純收入15%的管理費。而大部分地方司法行政機關實際操作時總是按律師收費總額的15%征收，有的地方征收比例甚至高至30%，再加上5%的律師協會會費和平時各種名目的攤派，往往比同級稅務部門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也有個別省市取消比例收費制，改按固定額度征收管理費的。這種收費改革看似合理，但它卻仍然高得令人咋舌，對規模較大、創收少的律師事務所來說則無疑是雪上加霜。
考慮到前面提到的各項稅收負擔，兩項相加，幾占律師事務所收費總額的一半以上了。顯然，在中國，律師這碗飯吃起來并不輕松。
為求得基本的生存條件，律師事務所偷稅偷費之風日益漫延。如前所述，律師業內“瞞產私分”的現象儼然已經成為一種公開的秘密。有律師坦言，律師事務所如不偷稅，就只能關張大吉了，所以律師偷稅實屬迫不得已。
看來，“逼良為娼”這四個字，用在中國律師身上是毫不為過的。
但是，當前我國這種對于律師行業既收稅又收費，且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并征的體制無疑是一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做法，顯然是有違現代法治精神的。這種體制不僅與國際慣例相悖，并且直接壓制著律師從業的積極性，因而非改不可了。
改革的主要思路，應當是采行稅收法定主義，取消各地行政主管部門自行其事的收費制度，對律師行業只按法律規定適當征稅。考慮到很多律師事務所均為合伙組織而非企業法人，對律師行業的征稅也只能限于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等范圍之內，對律師事務所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做法應當堅決予以摒棄。我想，通過這些改革，律師們也許會稍稍感到有些欣慰了。
1.7悖離市場的收費標準
律師以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為主業，和其他服務行業一樣，他們有權根據服務數量和質量向委托人收取相應報酬，以滿足生活和消費的費用要求。因而國家規定的律師收費制度是否合理，也是事關律師業發展前景的一個關鍵因素。
但是，中國現行律師收費體制是頗值推敲的。
我國現行的律師收費，主要以司法部、財政部、國家物價局于1990年3月7日頒布的《律師業務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為依據。根據該《標準》規定，解答法律咨詢的收費標準為1—30元/件，制作法律事務文書的收費標準為2—50元/件，辦理刑事案件的收費標準為30—150元/件，辦理民事案件的收費標準為70—150元/件。
毫無疑問，上述收費標準實在低得可憐。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迅速發展，該《標準》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加上我國地區差異很大，該《標準》在許多地方已形同虛設。其主要不足之處在于：
規定的報酬形式單一。該《標準》對報酬的形式規定過死，排除了律師和當事人雙方的協商收費等多種報酬形式。
規定的數額過低。該《標準》對解答法律咨詢的收費最高限不過30元/件，對制作合同書的收費最高限為50元/件，對辦理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的收費最高限為150元/件，這和美國律師平均200美元/小時的最低收費標準顯有天壤之別。正是這些規定嚴重制約了律師的積極性，不利于律師重大作用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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