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啟喆 ]——(2013-1-29) / 已閱15481次
5、剝奪政治權利犯
剝奪政治權利，是一種剝奪罪犯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活動權利的刑罰方法。剝奪政治權利是附加刑中的資格刑，它以剝奪犯罪人的一定資格為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辦法》第32條對于被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服刑罪犯的刑罰執行方式作出了特別規定，明確由司法行政機關配合公安機關，監督其遵守刑法第54條的規定，并及時掌握有關信息。本條款是本法構建的一個特例，其他4項都是由司法行政機關為執行主體的，唯獨此處做了例外規定，明確規定由司法行政機關配合公安機關來執行。究其原因，國內學者對該種罪犯作為社區矯正的對象一直持懷疑態度，認為“剝奪政治權利的對象不具有社區矯正行刑社會化的條件，不宜適用社區矯正”。[6]為協調各方意見，才做出這樣一條比較特殊的規定。
三、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
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初步形成，仍存在諸如適用范圍略顯狹窄、矯正手段太過單一、矯正機制未作分類、權利保障機制缺乏、配套制度沒有跟進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遠。下文擬就我國社區矯正主要問題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適度擴大適用范圍
社區矯正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也不是一個獨立發揮其矯正功能的設施，矯正目標的相同性顯示社區行刑與監獄行刑是相關聯的統一體。[⑦]我國對社區矯正定性存在一定局限性，決定了我國社區矯正的范圍狹窄。根據辦法的規定，我國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共有5種。除此之外，還可以把那些“配合犯法行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罪犯的個性和背景以及保護社會的需要”以社區矯正來處置的罪犯、部分即將釋放的人員和刑滿釋放人員通過適當的方式納入社區矯正的范疇。[⑧]但由于中國目前的條件所限，應將工作的重點放在既有的5種對象、被判處社區矯正的罪犯和即將釋放人員的矯正之上。但是，在條件成熟之時，應該盡量擴大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二）不斷豐富矯正手段
考察我國某些地區相關規定中有關社區矯正的內容，將其和上源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以及《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其間關于矯正方式、類型和內容的規定并沒有太多本質區別。社區矯正類型的稀少使其缺乏整體性和體系性，再加上目前中國矯正工作者在專業上的欠缺，很難收到矯正之實效。[⑨]對此，可以通過立法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來予以解決。一是可以通過總結國內外經驗，組織專家制定專門的社區矯正法律。二是可借鑒國外實踐，結合我國現狀，增加切實可行的矯正類型，如必要的社區公益勞動、懲罰性服務、家庭監控、禁毒矯治、半開放式工作等。
（三）確立矯正分類機制
目前，我國出臺的一些社區矯正的規定，并未對矯正對象進行分類。無論是根據社會性認識還是機構性矯正的經驗，這樣都是不科學的。每個群體都有其共性，分類進行矯正更有針對性，方案的制定可以類別化、體系化，類群體之內也更容易溝通交流，利于建立類影響機制。[⑩]分類的標準可以多元化，比如可以根據成年與否分為成年犯社區矯正和未成年犯社區矯正，根據人員來源不同分為緩刑犯社區矯正和假釋犯社區矯正、刑滿即將釋放人員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矯正，還可以根據性別進行劃分等。建立分類機制是為了決定社區矯正中的哪種項目、方案更適合于被矯正人，更有利于他們改過自新。因此，不管依照哪種標準，分類首先應該考慮罪犯本身的需要包括矯正的需要和社會化的需要，其次考慮被矯正對象對矯正方案和項目的適應性。
（四）完善權利保障體系
法律賦予了罪犯應當享有請求權、申訴權、保密權以及其他相關權利。矯正對象除了被剝奪或被限制的權利不能正常行使以外，其他權利應和常人相同。在矯正期間，其正當權利存在被侵犯的危險；國家機關在行使矯正權力時，必須注意防止權力的濫用，從而避免對矯正對象權利和尊嚴的損害。刑法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一部矯正立法也應該是被矯正人的權利憲章。在社區矯正方案施行的過程中，需要注意防止司法人員濫用權力。那么，當司法人員濫用權力侵害被矯正對象的權利時，就需要有對權利的救濟程序。因為無救濟的權利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權利。立法應對救濟的途徑、期限、方式和責任種類作出規定，并明確矯正工作人員的告知義務，以使矯正對象明晰自己享有的權利以及救濟途徑。
（五）增加相關配套制度
由于我國的社區矯正還處于摸索階段，除了某些地區在基本制度之外有一些相關配套制度，其他地方基本上只有單一的矯正制度，對矯正中涉及到的一些需要以制度來規范的環節都沒有配套的規定，而一個制度建立后必須有其他配套的制度來保障其實施。面對以上困境，應當立足我國刑罰執行制度，同時借鑒日本、美國、新西蘭等國家的社區矯正制度來完善我國的相關配套制度。例如，建立專業化、專門化、精英化的社區矯正志愿者組織，從相關的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中定期輪流挑選出人員進行社區矯正的服務工作。[11]此外，還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社區矯正交流機制，通過這樣一種平臺和組織來加強社區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以此來達到相互學習、互通有無的效果。
結語
我國目前尚無專門的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在實踐中其功能發揮也有欠缺。這是因為，社區矯正作為一項最新確立的制度，真正適應尚需時日。此外，一項制度功能的完全發揮，需要社會的廣泛認可與配合；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法治傳統薄弱的國度，推廣一項全新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本土化的浸染以及認可。因此，在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同時，也應當注重本土文化的影響。
注釋：
[1]中央司法警官學院課題組：《當代西方社區矯正制度對我國的啟示》，載《理論園地》，2012年第3期，第131頁。
[2]周永勝：《論社區矯正的法理基礎》，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0卷第2期，第107頁。
[3]段冉：《社區矯正入<刑法修正案（八）>之現實思考》，載《湘潮（下半月）》，2012年第1期，第30頁。
[4]李德友：《社區矯正性質研究》，載《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第52頁。
[5]肖志雄：《論我國社區矯正的理論根基及其實踐價值》，載《延邊黨校學報》，2012年第27卷第2期，第60頁。
[6]馮成鳳：《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確定》，載《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25卷第2期，第116頁。
[7]胡傳穩：《社區矯正問題研究》，載《公安研究》，2011年第7期，第78頁。
[8]朱海嬌，胡玉珊，姚思慧：《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反思》，載《法制與社會》，2011年3月（中），第48頁。
[9]阮傳勝：《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緣起、問題與完善》，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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