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祖懷 ]——(2009-5-4) / 已閱28231次
解構“和解”的內涵可以發現：它要求雙方當事人對實行和解必須出于自愿；在和解的參與主體上，要求包括調解人在內的三方參與人處于對等的地位，任何一方都不應擁有凌駕于其他方之上的特權，從而對當事人雙方的真實意思表達形成壓力；和解協議的達成不是緣于程序內的或者程序以外的任何外在壓力，而是當事人自由意志的體現。人民調解作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為我國憲法所確認的法律制度，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國務院《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司法部《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等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性質是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地位上獨立于任何刑事司法機關，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因而也更具有公信力。人民調解遵循自愿原則、合法原則、平等原則、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人民調解員來自鄉村和各個社區，具有人民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點。人民調解的基本屬性表明，它是擔當刑事和解調解機構的適格主體。
3、人民調解程序規范
國務院《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司法部《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等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程序進行了明確、詳細的規定，包括：當事人要求調解糾紛的，應提交調解申請書；受理調解糾紛，應當進行登記；根據需要向有關方面調查核實的，制作調查筆錄；調解過程制作調解筆錄；調解成功的，制作人民調解協議書；對當事人回訪時，制作回訪記錄，載明協議履行情況，等等。上述文書還分別要求相關當事人、調查人、調解主持人、記錄人簽名，有的還要加蓋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印章，而所有文書都應立卷歸檔。如此詳盡、規范的操作程序，是當事人自行和解或由其他非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所無法比擬的。這就使司法機關對和解協議真實性、合法性的審查，并不意味著僅僅是對協議書本身的審查，而是還可以對和解的全過程進行全面、有效的把握，確保和解的程序正當性。
4、人民調解組織基礎深厚，設置普遍
民間調解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一種權利保護機制，廣泛存在于民眾生活之中，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具有普遍性的特點。所以，它仍將是中國社會解決民間糾紛，保護公民權利的重要方式。[26]
人民調解以其自愿協商性、程序簡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在調處社會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凸現，被人們稱為解決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防線”。我國的人民調解組織主要設立在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鄉鎮、街道，企業事業單位，行業性組織。截至到2002年，我國已建立人民調解組織90余萬個，擁有人民調解員近800萬人[27]。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至2007年底的8年間，人民調解員共調解各類民間糾紛4000多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5％。[28]人民調解員來源于社會和民間，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眾多調解員具有豐富的調解工作經驗。此外，人民調解制度還擁有國家的各種資源支持。近年來，為適應形式的需要，許多地方開始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建立專職的人民調解員隊伍，人員由司法行政機關統一招聘和組織培訓，經費納入各級政府財政預算。[29]因此，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持續發展進步，人民調解制度的不斷改革完善，由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刑事和解的調解機構，在我國有著越來越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5、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總的來講，目前我國司法機關已經面臨著巨大的案件壓力，且司法資源緊缺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說來包括權利告知、和解的提出與審查、和解準備，和解陳述與協商、簽訂和解協議、和解協議的審查與履行等。如果司法機關深度介入和解過程甚至充當和解的調解人，顯然會耗費更多的司法資源，嚴重降低訴訟效率，甚至會影響刑事和解的效果，最終也將使司法人員失去適用刑事和解的動力。要做到既能夠實現正義，又不失去訴訟效率，引入社會中立力量主持和解、參與刑事和解的過程是一個有效的途徑，而司法機關可以通過對適格調解員的遴選、對和解過程的監督、對和解協議真實性、合法性的審查、對協議履行的監督等方式，確保刑事和解的程序正當。這樣既充分利用現有社會資源，又可以做到兼顧正義與效率。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在我國建立刑事和解的人民調解模式，雖然不存在嚴重的制度性障礙，但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對人民調解制度重新進行定位，適當擴大人民調解的職能，將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調解納入工作范圍；建立專職人民調解員（刑事和解調解人）資格認證制度；對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進行界定；建立刑事和解與人民調解的銜接機制；在刑事和解背景下，再造自訴案件的調解、和解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程序；確立檢察機關對刑事和解的法律監督地位等。
注釋：
[1] 劉凌梅：“西方國家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介評”，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2期；劉方權、陳曉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載《云南法學》，2003年第1期；樊崇義、陳驚天：“和合思想與刑事和解”，載黃京平、甄貞主編：《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
[2] 陳光中、葛琳：“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與適用構想”，載黃京平、甄貞主編：《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
[3] 劉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機制建構根據探討”，同上注，第162頁。
[4] 晏向華：“刑事和解－體現和諧社會理念”，載《檢察日報》2005年10月21日。
[5]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與Victim-Offender mediation從字義上看并無本質區別，所以目前國內相關著述大都通譯為“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但也有論者將二者加以區分，將前者譯為“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將后者譯為“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并將二者并列為恢復性司法的兩種模式。參見李袁婕：“我國恢復性司法程序之完善”，載陳光中、陳衛東主編：《訴訟法理論與實踐》2005年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頁。
[6] 1974年5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納市的兩名年輕人承認犯有22起破壞財產犯罪，在緩刑官和門諾派教徒志愿者的努力下，法官令加害人和所有的被害人會面。通過交談，兩名年輕人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并與被害人達成了損失賠償方案，法庭據此對兩名年輕人做了緩刑處理。
[7] [芬]喬森•拉蒂：《芬蘭刑事司法制度》，王大偉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頁。
[8] 劉凌梅：“西方國家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介評”，同前注[1]，第152頁；黎宏：“刑事和解：一種對傳統刑法理念的挑戰”，同前注[2]，第365頁。
[9] 向朝陽、馬靜華：“刑事和解的價值構造及中國模式的構建”，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6期，第113頁。
[10] 劉方權、陳曉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同上注，第45頁。
[11] 馬靜華：“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極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載《法律科學》2003年第4期，第81頁。
[12] 劉方權、陳曉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同前注[10]，第45頁；向朝陽、馬靜華：“刑事和解的價值構造及中國模式的構建”，同前注[9]，第114頁。
[13] 劉凌梅：“西方國家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介評”，同前注[1]，第153頁；樊崇義、陳驚天：“和合思想與刑事和解”，同前注[1]，第82頁。
[14] [美]丹尼爾•W•凡奈思：“全球視野下的恢復性司法”，王莉譯，載狄小華、李志剛主編：《刑事司法前沿問題——恢復性司法研究》，群眾出版社2005年版，第67－70頁；汪蕾：“罪犯矯正的新思路——恢復性司法之視角”，載王平主編：《恢復性司法論壇》2007年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頁；張慶方：“恢復性司法——一種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2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 唐芳：“恢復性司法的困境極其超越”，載《法律科學》2006年第4期。
[16] 魯秉松、陳小利：“刑事和解的結構探究”，載龔佳禾主編：《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5頁。
[17]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18] 魯秉松、陳小利：“刑事和解的結構探究”，同前注[16]，第103－111頁。
[19] 從詞義上看，community：“社區，團體，社團”；diversion：“轉向，轉換,”；alternative：“二中擇一, 可供替代的”；justice：“司法，審判”。參見《精選英漢/漢英詞典》，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它們屬于分類標準不同的詞。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服務于分析。而這樣的模式劃分表述，顯然不利于人們做出正確的判斷。
[20] 黃京平、張枚、莫非：“刑事和解的司法現狀與制度構建”，同前注[2]，第215頁。
[21] 參見“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擴大輕傷害案件不起訴范圍”，載《中國青年報》2002年12月16日；黃京平、張枚、莫非：“刑事和解的司法現狀與制度構建”，同上注，第215頁。
[22] 王松苗：“南通：‘檢調對接’有效鈍化社會矛盾”，載《檢察日報》2006年7月26日。
[23] 方海明、沈國勇、王宗明：“恢復性司法視野中檢察工作機制探索”，載莊建南主編：《和諧社會語境下的中國檢察制度》，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頁。
[24] 王立：“輕傷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實務現狀”，同前注[2]，第218頁。
[25] 葉祖懷：“刑事和解若干理論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1－2期。
[26] 夏勇：《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頁。
[27]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若干意見》，2002年9月24日。
[28] 李冰：“第二屆中華全國人民調解員協會工作報告”，載《人民調解》2008年第1期。
[29] 2006年6月，珠海市委、市政府下發《關于加強我市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對新形勢下完善與加強人民調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決定在全市建立專職人民調解員隊伍。參見楊金華：“創新人民調解，促進社會和諧”，載《珠海特區報》2007年6月18日。
(作者單位：廣東省珠海市斗門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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