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國 ]——(2008-12-8) / 已閱23322次
在中國，人們在經歷了戰爭時代的革命家治國、建設時期的工程師治國的歷史階段后，轉而對法律人治國表現出相當大的熱情 其實這寄托著國人對法治國家的夢想與渴望。
現代政治文明較為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既便是在美國，“在18世紀末期以前，各個殖民地的律師處境艱難，并且很不受人歡迎。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殖民團體往往都試圖拋開律師來構建法律。” “1761年，賓夕法尼亞一份報紙的印刷商指出，將律師選入地方議會是多么有害；紐約的一次競選回蕩的一個口號就是‘不讓律師進議會’。” 講述這段美國律師的發展史，是讓我們明確律師及其制度的發展，律師價值的實現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但律師事業的發展也不會因在一定歷史階段所遇到的艱難險阻而停下自己的腳步，它仍然會不畏艱辛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第一、建構律師參政議政的制度，實現政治資源的合理配置
依法治國和建設政治文明方略的提出與實施，必然會引起政權結構以及相關領域的重大調整和現實改造。這為中國律師實現其政治上的抱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和難得的機遇。這就要求，執政者要有政治勇氣和寬大的胸懷，實現政治資源的合理配置，設計出讓律師充分發揮作用的民主制度。在實踐層面，在國家和省級地方擴大律師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數量，一方面通過律師參政議政,提高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素質,更真實,及時地反映人民群眾的疾苦與意愿,行使好人民賦予的代表職能和參政議政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律師更理解國家的處境與政府的困難,從而理性地樹立對國家,社會,公民的責任感,把握好律師與政府的對立統一關系； 借鑒美國的法官、檢察官的選拔模式，建立從有豐富訴訟業務經驗的優秀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的常規制度；建立和完善公職律師制度，建立“國家主席,總理首席律師”及“省長,部長,市長,縣長首席律師”制度。
第二，建立律師與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溝通機制，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為律師價值的實現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盡管中國律師已經走過了二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但自律師制度恢復至今，律師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卻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觀。律師在執業活動過程中常常受到來自各種權力部門的刁難、排擠，有時甚至是敵視，使得律師所處的生態環境極度惡劣。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律師與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機構間缺少一種有效的溝通機制，律師與這些機構缺少相互間的理解與溝通。現代政治文明較成熟國家的成功經驗均證明，在其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正是立法者、司法者、律師、法學家們構成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共同創造了其較為發達、完備的法制文明。“一國的法律職業不能形成一個團結的、具有共同語言的集團，他們與外部社會的交涉能力就必然弱小，更談不上所謂司法獨立了。同時，法律界內部的溝通和交流也會變得障礙重重，司法過程的配合與制約勢必變成不配合、難制約。”可見，建立律師與各種權力機構的溝通機制，形成利益一致的法律共同體，不僅會為律師價值的實現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還會極大地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第三、修改并完善相關法律,切實保障律師執業的基本權利
在一個律師執業的基本權利都能以保障的國家，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建設法治國家恐怕是依據空話。在目前，妨礙律師執業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所以要在修改并完善律師法、刑法和"三大"訴訟法的基礎上，科學地立法、嚴格地執法，切實保障律師執業的權利。
第四、完善相關律師管理機制，加強律師的自身建設
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法律職業群體的素質，中國律師要不斷地提高自身素質，只有擁有了高尚的品格、優秀的個人素質和高超的專業水平，才能贏得社會的信賴和尊重，才能培養良好的政治參與素質。因此，必須加強律師自身的建設，要在不斷完善《律師法》的基礎上，制訂出一套與之相配套，與現代政治文明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優化律師的生態環境，進一步規范律師的執業行為，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樹立律師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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