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真 ]——(2008-3-18) / 已閱18973次
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兼對刑事訴訟法中與無罪推定相抵觸的條款提出修改意見
李 真
（重慶郵電大學法學院）
摘 要：目前世界上眾多國家法律和國際條約已將無罪推定視為刑事訴訟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在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并未確立。本文針對無罪推定在立法、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給出設想方案，以此建立真正完善的無罪推定原則。
關鍵詞：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沉默權；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
所謂無罪推定,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未經(jīng)法定程序判決有罪之前,應當假定或認定為無罪[1] 。盡管世界各國立法和我國法學理論界對無罪推定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將無罪推定作為一項原則在憲法或刑事法律中體現(xiàn)出來的價值內(nèi)涵即為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最早淵于古代羅馬法的“有疑,當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對有疑問的案件,應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即無罪判決。但作為一種政治法律思想,最早從理論上提出無罪推定思想的是十八世紀意大利著名的法學家薩雷•貝卡里亞,他在1764 年所著的《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jīng)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正保護�！薄叭绻缸锸遣豢隙ǖ�,就不應折磨一個無辜者,因為在法律看來,他的罪行并沒有得到證實�！盵2]1789 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則首次從法律上確定了無罪推定原則,其中第9 條規(guī)定:“任何人在未經(jīng)判定有罪之前均應假定其無罪,即使認為非逮捕不可,但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種殘酷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贝撕�,無罪推定原則為歐洲大陸各國所紛紛仿效,并逐漸為世界許多國家所承認,相繼寫入憲法或刑事訴訟法典中,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刑事司法原則。1948 年12月10 日,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首次在聯(lián)合國文件中確認了無罪推定原則,為在世界范圍內(nèi)貫徹這一原則提供了法律依據(jù)。我國1996 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2 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贝蠖鄶�(shù)學者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由此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還包含諸如沉默權、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等制度。無論如何,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的保障人權的理念和司法觀念,已經(jīng)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一、無罪推定原則所應包含的內(nèi)容
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至少有兩條是必要的:一是被告人不等于罪犯,要確定任何人有罪必須經(jīng)過國家合法的審判;二是既然法院正式判決以前被告人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犯,那么在追訴被告人刑事責任時,就要從假定(推定) 無罪這一點出發(fā)來對待被告人。第一個基本精神是無罪推定應具有的一般特性,即無罪推定必然反映出現(xiàn)代法制國家訴訟民主、保障人權的基本特征,這是無罪推定的法理基礎。因為在對待人的態(tài)度上,包括對涉嫌犯罪的人的態(tài)度上,現(xiàn)代國家與封建國家最重要的區(qū)別之一,就是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國家在用刑罰手段追訴刑事責任時,尤其關注尊重保護人權,國家必須嚴格地按照預先設定的定罪量刑標準——刑法和科學、文明、民主、公正的追訴程序——刑事訴訟法追訴犯罪,即必須通過合法的審判確定犯罪判處刑罰。第二個基本精神是無罪推定應具備的,區(qū)別于其它原則的特殊屬性,即現(xiàn)代民主與法制國家在追訴被告人時,其出發(fā)點和證實犯罪的方式與封建國家的有罪推定——把被告人當作訴訟客體是根本對立的。這是無罪推定的核心精神,它突出表明現(xiàn)代民主與法制國家在證實犯罪時
采取了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推論方式。只有以這種先假定被告人無罪,進而以證據(jù)來證實這種假定是否成立的科學、文明的推論方式,才能盡可能地避免刑事司法權的濫用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才能實現(xiàn)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和保護。
由這兩個基本精神出發(fā)，筆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的內(nèi)容應該包含以下八個方面：⑴法律對有罪與否做出一種實現(xiàn)的法律事實擬制，并將擬制的事實賦予法律規(guī)范予以確定；⑵法律首先推定任何人無罪，宣告任何人無罪的法律地位；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發(fā)現(xiàn)有人涉嫌犯罪，國家司法機關負有收集證據(jù)、提供證據(jù)、證明案件事實的義務，由國家司法機關承擔證明責任；基于推定無罪的法律地位，被追訴者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⑷控訴方舉不出確實、充分的證據(jù)推翻擬制的法律事實，證明被追訴者應承擔刑事責任，將產(chǎn)生相應的法律后果，即宣告被追訴者無罪；⑸非法律規(guī)定和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得限制被追訴者的人身自由，剝奪其財產(chǎn)和民主權利；⑹司法機關不得采用殘酷而非人道的方式從被追訴人身上獲取證據(jù)，不得刑訊逼供；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最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訴者的人身權益和其它合法權益，避免人的權益被國家司法權侵犯；⑻擬制的事實具有權威。盡管法律擬制可能會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徑庭、相互違背，但法律的權威宣告了只有經(jīng)依法判決，擬制事實才能改變。宣判前各訴訟主體必須尊重這種擬制事實，尊重擬制事實的本身就是對證據(jù)和對法律的尊重。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無罪推定”原則精神的體現(xiàn)
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增加了許多可以體現(xiàn)“無罪推定”原則的科學合理的內(nèi)容：
⑴ 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泵鞔_了定罪權只能由人民法院享有行使，取消了原訴訟法中免于起訴制度。舊的免于起訴制度賦予了檢察院在審查起訴后，有權做出有罪宣告的免于起訴的權利，這實際上是未經(jīng)法院審判而由檢察機關定罪，不符合無罪推定原則。
⑵ 吸收了“疑罪從無”這一科學的公正的做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明確規(guī)定：“證據(jù)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jù)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币勺飶臒o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派生標準，也是現(xiàn)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體現(xiàn)。即對任何一個案件的認定必須依靠確實充分的證據(jù)，如果達不到證明有罪的標準，就會形成疑案，無罪推定原則對疑案的處理是按照“疑罪從無”，即在判決的結果上宣告無罪。如果有的案件有罪證據(jù)和無罪證據(j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過去往往采用“掛起來”的辦法，多年不能結案，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理論上在保護人權方面起到了作用。
⑶ 取消了“人犯”的稱謂，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區(qū)分開來。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提起公訴前一律稱“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訴后到判決宣告前，稱之為“被告人”；只有在確定被告人有罪的判決宣告之后，“被告人”才轉稱為“罪犯”。
由此可見，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經(jīng)確定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
三、我國刑事立法、司法中與無罪推定原則存在差距問題
（一）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
1．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2 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睂Υ�,現(xiàn)在有不少人認為這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規(guī)定。這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新《刑事訴訟法》第12 條的規(guī)定,無論從語法角度,還是從邏輯學角度,也還是從法律角度來分析,都只是表達“確定有罪權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的含義。[3]這一含義無論是與貝卡利亞的無罪推定的最初涵意,還是與幾種有代表性的無罪推定的立法表述,也還是與無罪推定的基本精神及其包涵的具體內(nèi)容,都相去甚遠。斟酌此條文，根據(jù)無罪推定原則及科學規(guī)范的要求來衡量，它至少存在三點缺陷：⑴前半句最后缺少“有罪”二字。因為根據(jù)邏輯規(guī)則來解釋，該第十二條規(guī)定可以推導出：“經(jīng)過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可以確定有罪”。顯然不太合理。因為人民法院的判決分為無罪判決和有罪判決兩種，只有當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決時，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如果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無罪判決，又豈能確定被告人有罪。⑵前半句最后還缺少“且生效”三字。因為即使是法庭依法做出了有罪判決，還有未宣判和上訴期、核準期內(nèi)不生效的問題，如果是未生效判決或判決未生效，仍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⑶其后半句應改為“對任何人都應確定或推定為無罪”。因為公民在刑事法律中的地位有三種情況：無罪、有罪和介于無罪和有罪之間的不確定狀態(tài)。這第三種情況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狀態(tài)�，F(xiàn)行法條從“有罪”的角度來規(guī)范，而不明確規(guī)定“確定或推定無罪”，不利于明確當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當某人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其刑事法律地位不能確定——不能確定為“推定無罪”，其權益更容易遭受侵害。
2．刑事訴訟某些法條和無罪推定原則相抵觸。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第九十五條規(guī)定：“偵察人員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親筆書寫供詞”；第一百五十五條規(guī)定被告人在法庭上有義務接受公訴人、審判人員的“訊問”（注意不是“發(fā)問”、“詢問”）。這些規(guī)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證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責任，而這種責任承擔要求的前提中，實際上已經(jīng)隱含了其“有罪”的認定。不僅如此，“如實供述”剝奪了被追訴人是否陳述的選擇權，如實供述以法律規(guī)定的形式出現(xiàn)，而且是以被追訴人義務的規(guī)定出現(xiàn)，無疑構成了對被追訴人的一種強制。被追訴人必須履行如實供述的法律義務，否則將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后果現(xiàn)無明確規(guī)定）。
（二）司法實踐中的問題
1．“自證其罪”的做法較為普遍。偵查、檢察及司法機關往往先入為主，當然地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門三分罪”，把證明無罪的責任強加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證據(jù)證明自己無罪，就被視為有罪。在案件的偵查和審理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權保持沉默。“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司法政策被當成有些司法人員辦理刑事案件的法寶。在“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指導下，犯罪嫌疑人不管有罪還是無罪，其作有罪供述似乎都是其應盡的義務。以佘祥林案[4]為例，他曾在一份申訴材料中陳述：“當時我已被殘忍體罰毒打了十天十夜，精神麻木，早已經(jīng)處于昏睡狀態(tài)，且全身傷痕累累，根本無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個愿望就是希望能盡快的休息一會兒，只要能讓我休息一下，無論他們提出什么要求，我都會毫不猶豫得順應。”這種違背人的生理規(guī)律、強制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的做法，犯罪嫌疑人怎么能不招呢？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在未經(jīng)法院依法判決之前，任何人被假定為無罪”，既然如此的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沒有義務來陳述自己有罪或者是無罪。
2．未能杜絕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是我國長期以來堅持有罪推定的必然產(chǎn)物，與自證其罪密切相關。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又不自認有罪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動用刑訊逼供手段取得口供的現(xiàn)象司空見慣。佘祥林案中，據(jù)其多次在申訴材料中提及：“我敢說那十天十夜的痛苦滋味病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們竟將我的頭殘忍地按到浴缸里，我?guī)状我驓饬Σ蛔愫仍「桌锏乃畣艿貌铧c昏死……長期蹲馬步，還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腳骨。”遇到大案要案的時候，公安機關總是對犯罪嫌疑人經(jīng)過幾夜的突審，拿下了口供，根據(jù)口供偵破了案件，這幾乎成了一種模式。也正是這些非法收集的證據(jù)一步一步地將佘祥林推向死亡的邊緣。
四、解決以上問題的方案設想
首先，針對立法的不足，可以考慮將現(xiàn)行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修改為：“任何人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且生效，都應視為無罪”。此種表達方式，更充分地體現(xiàn)了“無罪推定”的思想，這也與絕大多數(shù)國家以及有關國際性法律文件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立法表述方式相一致，如法國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人權宣言》第九條規(guī)定“任何人在被宣告有罪以前應推定為無罪”。
其次，筆者認為有必要引入沉默權。無罪推定是沉默權的邏輯基礎和法律依據(jù)，沉默權是由無罪推定原則推導出來的，即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這一假定出發(fā)推導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并進而引申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陳述的權利，而無如實回答的義務。這也是無罪推定原則在法律上的本質。它要求在思想觀念上，司法人員必須徹底消除對被追訴人“先入為主”判定其有罪的思想，不得將案件偵破的突破口首要選擇放在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沉默權最早淵源于英國，后又在美國推行，并波及歐洲諸國，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qū)。沉默權以法律條文出現(xiàn)，在加強控方舉證責任的同時也加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有助于抑制警方的暴力、制約強大的警察權。而我國還沒有引入沉默權的規(guī)定。我認為，既要引入沉默權，又要根據(jù)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如實供述義務違反了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和關于舉證責任的規(guī)定，助長了訴訟活動中對犯罪嫌疑人供訴的過分依賴心理，而這種依賴正是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已經(jīng)逐漸不再適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發(fā)函的需要，應當逐步向“允許保持沉默，主動坦白從寬”的政策方向發(fā)展。其次，各國立法通則和國際公約普遍規(guī)定了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培育和發(fā)展過程中，為適應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確認無罪推定原則勢在必行，當然也要引入沉默權。但在引入沉默權時，應當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并參照外國有關此類限制的做法，吸收合理內(nèi)容，使之在揚棄過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樣不僅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錯案的發(fā)生，還能促使辦案人員提高偵查素質，使他們將辦案的重點轉移到查證、取證、舉證上來；同時，對確屬愿意坦白交待、檢舉揭發(fā)的犯罪嫌疑人，仍給予法定的從寬出路。兩者結合，既尊重了相關國際文件的準則，也體現(xiàn)了我國刑事訴訟法律的內(nèi)在精神。
第三，確立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所謂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一般是指擁有證據(jù)調(diào)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權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證據(jù)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定罪和量刑的根據(jù)。也即是司法人員違反法定權限和程序，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方式（如刑訊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所取得的證據(jù)，應認定為無效。確立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的最大意義在于實現(xiàn)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從而更好地完善刑事訴訟結構中控辯平等對抗這一目標。確立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也是遏止刑訊逼供的最好措施。其確立意味著偵察機關必須遵循法定程序進行取證，不得憑借其強大的自然優(yōu)勢肆意踐踏和漠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否則將承擔舉證不能這一結果責任的風險。為了防止公安司法機關非法取證侵犯公民權利行為的發(fā)生，更好地保障公民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當權益不受非法侵害，就必須設立非法證據(jù)排除這一道“安全門”。建立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首要措施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這一途徑要求在法庭審判過程中，當被告人或法院對控訴方證據(jù)的合法性提出疑義時，控訴方必須承擔證明其證據(jù)系合法采集的舉證責任。如果控訴方不能提出有利證據(jù)來證明自己證據(jù)采集手段的合法性，法院就可以推定其證據(jù)為非法證據(jù)而加以排除。另一方面是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監(jiān)督。2003年6月，海淀公安分局與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合作，對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訊問時律師在場進行了歷時7個月的試驗和理論調(diào)研，成效頗為顯著，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律師在場對規(guī)范民警依法辦案起到一定監(jiān)督作用；二是律師在場對提高民警訊問水平和辦案能力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三是律師在場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恐慌心理，杜絕發(fā)生刑訊逼供，有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四是律師在場同樣起到對民警文明執(zhí)法的保護作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為逃避打擊而誣陷民警和翻供。
參 考 文 獻
[1] 樊崇義. 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M] .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 59.
[2] [意]切薩雷•貝卡里亞. 黃風譯. 論犯罪與刑罰[M]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31.
[3] 李佑標.《論確定有罪權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原則》《政法論壇》1997 年第2 期第26 頁。
[4]湖北殺妻冤案追蹤[N].新浪網(wǎng)新聞http://news.s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