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禮華 ]——(2008-1-22) / 已閱63275次
筆者認為，張某的行為沒有侵犯敲詐勒索罪的客體。理由如下：
第一，張某的行為缺乏社會危害性。我們在判斷一行為有沒有侵犯到某一犯罪的客體，不能脫離行為本身進行判斷。既然行為缺乏社會危害性，連犯罪尚且都不構成，當然也不可能侵犯到敲詐勒索罪的客體。
第二，張某的行為沒有侵犯到公私財產所有權。從具體的事實上進行分析，張某提出的要求沒有對公私財產所有權構成侵犯或者威脅。首先，張某的行為是合法的，既然要求合法，鎮(zhèn)政府為此支付相應對價就是應當?shù)�。其次，張某的行為本身也并未直接指向金錢。鎮(zhèn)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來滿足張某的要求。支付擇校費并不是唯一的途徑。再次，即使張某以上訪提出要挾，也不足以對政府產生威脅。
綜上，張某的行為并未侵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
本案雖小，但是牽涉到的問題很多。既涉及到行政法、刑法與憲法上人權的保障之間的關系，又與信訪制度、地方治理工作相關聯(lián)，既關系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又關系到地方政治的穩(wěn)定。
如何處理“以上訪要挾政府”類案件？筆者認為不僅應該仔細分析敲詐勒索的構成要件，而且還應當注意刑事政策的運用，考慮案件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正義，尊重和保障人權。也許通過形式上簡單的推理，我們可以認定上訪人構成敲詐勒索罪，表面上也能講得通。但是把一個老兵以這樣的借口投入監(jiān)獄，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為之鳴不平。不僅起不到任何良好的社會效果。相反，只會激起更多的社會矛盾。
現(xiàn)在一些基層法院在辦案的過程中，常常會參考其他法院的相關案例，如果都依據(jù)該案的處理結果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可能導致一批錯案的產生。不僅不利于對各級政府官員的監(jiān)督，無法保障普通百姓基本的憲法權利，還有可能引發(fā)更多的社會矛盾。如果政府和司法系統(tǒng)“利用刑法”聯(lián)手對付上訪群眾，是極其危險的信號，往往會造成極大的不公正。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過一句話：“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十倍于犯罪，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是污染了水源”。不良的審判效果其危害遠遠大于犯罪本身。
當然，也有極少數(shù)上訪人摸透了地方政府部門擔心群眾上訪造成不好影響的心理，抓住地方政府部門的一些違法行政行為，動輒以上訪相要挾進行敲詐勒索。但這些都是極少數(shù)情況。只有在行為人主觀惡性非常明顯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敲詐勒索罪。一般情況下，如本案行為人是因為某些合法要求上訪，在政府有關部門安撫過程中提出要求，筆者認為既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并不符合敲詐勒索的構成要件，不宜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
鄭禮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05級刑法專業(yè)碩士研究生。
1 參見http://hn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7124 ,
http://gsfzb.gansudaily.com.cn/system/2006/06/16/010052336.shtml.
2 參見孫大雄：《論信訪權的權利屬性》，載《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1期。
3 參見高銘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頁。
4 參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
5 參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
6 參見趙秉志主編：《侵犯財產罪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頁。
7 參見劉明祥著：《財產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頁。
（本文發(fā)表于《中國刑法案例評論(第1輯)》，謝望原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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