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山珉 ]——(2006-9-27) / 已閱18896次
試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何運用
郭山珉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它是從反面進行規定的證據采納規則，是對證據合法性規則的補充，是現代法制國家普遍采納的一項證據規則。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證據法典，但三大訴訟法都對證據制度作了一些規定，其中的“刑事非法證據的排除”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刑事非法證據是指不具備合法性的證據，刑事非法證據的存在，不僅干擾了刑事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而且可以導致冤假錯案,有礙司法公正的實現，因此，排除非法證據已成為各國刑事訴訟的通行法則。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體現了保障權利、程序正當等現代司法理念，有利于從根本上防治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現象的發生，是司法實踐中維護公平正義的體現，是重大的制度性進步,本文擬通過對刑事非法證據的界定、排除的必要性、排除的理論依據、設立排除規則的構想等有關問題的探討，提出一些粗淺的認識，希望能對完善我國的刑事證據制度有所裨益。
證據是司法人員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也是司法實踐通向實體公正的橋梁。證據為本要求從客觀存在的證據去認定案件事實。司法實踐中強調證據為本可以有效地反對司法專橫和司法恣意，制止刑訊逼供、防止“逼供信”，樹立文明、科學的現代司法理念。由于我國刑事證據制度存在證據規則的匱乏，相關立法也較為粗糙，不足以對刑事司法證明活動發揮應有的調整和規范作用。目前，有關機關正在布署對刑事證據規則的立法，對證據的主體、形式以及收集、提取的程序和手段作出具體規定，是現代刑事證據制度和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
一、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的界定
中國《訴訟法大辭典》將“非法證據”定義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資料。刑事非法證據是指司法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或者超越自身權限范圍獲得的刑事訴訟方面的證據材料，包括內容不合法、形式不合法、收集主體不合法、收集程序或方法不合法等四種類型；從程序和實體上講，它包括程序違法但實體真實的證據和程序違法且實體虛假的證據（后者在證據能力上的否定是顯而易見的，本文所指的“非法證據”僅指程序違法但實體真實的證據）。與之相對應的，我國刑事證據的合法性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1、證據必須具有合法形式。2、證據必須是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運用。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4、證據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因此，凡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上述合法性要求的證據即為刑事非法證據。
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發揮作用所經歷的取證、舉證、質證與認定四個階段缺一不可，改革與完善我國刑事證據制度仍將圍繞這四個環節，現有證據制度的上述缺陷增強了非法取證行為的隱性危險，如何設計適應世界發展趨勢并滿足現實需要的取證規則是構建現代刑事證據制度的重要內容。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確立合法取證原則，作為其配套的防范和保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將賦予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
二、非法證據排除是人權保障的需要
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人權保護的重點應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為他們是刑事司法系統的打擊對象，其人權很容易成為打擊犯罪的犧牲品，當然，被害人權利的保障也是司法的職能，保護被害人與打擊犯罪是一致的，因為被害人權益的保護涵蓋在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之中。刑事訴訟作為雙刃劍，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方面，前者的實現程度影響著一國法制的文明民主形象。考察我國刑事訴訟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保障規定，不難看出：
我國刑事訴訟對被告人人權預防性保護薄弱，呈事后救濟性保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實施<刑事訴訟法>規則》第233條規定：以刑訊逼供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為保護被告人權利，雖表明我國現代司法對傳統證據制度刑訊合法化的摒棄，但對如何預防非法取證行為和非法實物證據之排除，法律規定空白，特別是在既成事實下，如何處理缺乏懲罰性保護，代之以《國家賠償法》給予事后救濟，且列入賠償的范圍準入嚴格、補償單一、標準偏低。
毋需諱言，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被告人和嫌疑人權利的保護重視不夠。現代司法活動祟尚公正與文明，人類社會的進步表現為對人權的尊重，在此意義上說，注重人權保障是大利益。對個案來說，排除非法證據有可能放縱一個或幾個罪犯，但接納非法證據卻危害整個國家司法文明形象，因為給予非法證據以法律效力，無論事后是否追究，都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一種鼓勵。尋求證據合法性的意蘊在于：實現實體公正，有效追訴犯罪與個人權利保障的平衡。而任何訴訟主體所采集的非法證據，構成對這兩者任一方的侵害，破壞了刑事訴訟保障人權的整體效果，這種亦揚亦抑的做法也造成實踐部門無所適從。因此對非法證據問題的思考，應堅持“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長遠利益”，非法取證行為與人權保障的價值追求背道而馳，因而應對非法證據說“不”。
三、非法證據的認定和排除
非法證據概指以違反法律規定為代價，以非法手段、程序、方法獲得的證據材料。因此認定是否是非法證據的標準有：
1、 收集證據的方法、手段可能違法。
基于證據在認定案件事實方面的重要地位，訴訟中負有收集證據之責的機關或個人勢必竭盡全力收集證據。但法律并不允許任意取證。《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所以，以肉刑或變相肉刑的刑訊、以恫嚇、威脅、以一定利益為餌的誘供，均屬于非法收集證據的手段或方法，被嚴格禁止，依此手段收集的證據為非法證據。
2、 收集證據的程序可能違法。
司法人員或當事人必須遵循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刑事訴訟法》從91條至118條對訊問犯罪嫌疑人、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均作了程序上的要求，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為非法證據。如缺乏搜查證而搜查到的證據、一名偵查人員詢問獲得的嫌疑人或證人口供為非法證據。
現代法治國家對非法證據采取否定態度的觀點鮮明，但究竟哪些證據應被排除，各國態度與作法并不一致。我國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如何處理無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一般對來源或收集主體不合法的證據予以排除，但對采用非法方法、手段或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如何處理也存較大分歧。筆者認為：對非法證據問題的考慮，應當與我國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與我國法治建設的長遠發展，與我國的人文環境緊密相聯，綜合分析認定。下文將證據分為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二大類予以分析。
1、非法言詞證據全部予以排除。
言詞證據泛指通過人的語言表達表現出來的證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及證人證言。言詞證據既具有證明力體現的自然屬性，其表現形式又反映強烈的社會屬性，即言詞證據直接與人身權相依托，基于此，對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應采取嚴格的排除規則。英美法系強調自白的任意性，即違背任意性的口供不具有證據能力，而美國貫徹更為徹底，它不僅排除違背正當程序的口供，而且排除由非法口供而獲取的其他證據，即“毒樹之果”。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特別是對任何人不得未經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該條有一個長達15條的解釋，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標準規則》規定了囚犯從符合衛生和精神需要的各項保障。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訊逼供的否定和偵查取證程序的設計符合《公約》精神。順應人權保障訴訟價值的追求和實現司法公正，理應將非法言詞證據全部排斥在訴訟程序之外。
2、實物證據的排除應顧及國家安全和利益。
就非法取得實物證據的行為與非法取得言詞證據的行為比較，其危害性以及對證據真實性所帶來的影響并不相同，顯然，非法取得言詞證據的行為不僅嚴重危害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嚴重損害我國刑事訴訟的文明、民主形象，而非法取得實物證據的行為雖然也可能侵犯當事人或證人的合法權益，但遠不如非法取得言詞證據行為的危害性大，而且實物證據真實性受到的影響也較小。因而，對于某些重大的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如果排除非法實物證據弊大利小，應當趨利避害，由法官根據取證行為的違法情況及對真實性的影響程度綜合分析認定，可不予排除。
南京鐵路運輸檢察院 電話025-85821258 郵編21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