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學孟 ]——(2006-6-27) / 已閱9671次
民事訴訟三審終審的經濟學分析
―――評《民事案“三審終審”不如強化抗訴職能》
王學孟（北京房山區檢察院）
如今司法改革已經成為熱點話題，各種問題的改與不改正在進行著激烈的爭論，但總體上來說，改的呼聲高一些，因為近來民眾對司法腐敗或者是司法不公意見很大，特別是很多地方對司法的干預嚴重影響了民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仰，制約了法治建設的步伐。
在符合民眾心聲的司法改革進程中，反對的聲音不時影響著司法改革的腳步。2005年9月20日檢察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種反對的聲音，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民事案“三審終審”不如強化抗訴職能》（以下稱《民事案》）。看到標題我就覺得不對勁，因為它不想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至少是不想給當事人提出三審的權利。經濟學上講一個關于效用的問題，其中涉及的一方面就是效用遞減規律，形象的理解就是當一個人感到饑餓時吃一個面包與吃飽之后再吃一個面包的效用是不同的，效用問題涉及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效用的最大化，形象說就是當一個人吃飽之后再吃一個面包跟吃一個水果的效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如果有多種選擇，那么總效用會更大。但是《民事案》一文只給面包吃，不給你水果吃，只把水果放在當事人接觸不到的地方。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是四級兩審制，也就是對大多數案件來說三審這個“水果”是存在的，可是我們現在還不允許當事人吃這個“水果”，現在有的人想拿給當事人吃，而有的專家學者卻反對，當事人對“水果”的渴望似乎都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可是當事人自己是拿不到的，可見《民事案》一文的作者有些可惡。
《民事案》一文的作者拒絕給予當事人提出三審的權利，其中一個理由是要實現司法資源的效用最大化，其引用波斯納的意見“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經濟耗費，不僅是司法活動所應追求的目標，也是設計、評價一項法律程序效率高低的重要標準”。我認為，這是作者的一種誤解，對于相同的產出而言，當然是耗費越少，效率越高，但我們是要更多產出，費用上漲并不一定會導致效率的降低。
司法首先要求的是公正、公平，再次才考慮效率，經濟的考慮應該是次后考慮的問題。因為司法是為了實現法的自由、秩序、正義等最基本價值，效率、利益等是一般的價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應該犧牲一般價值來保證基本價值的實現。《民事案》一文的作者可忙著先為大家省錢，把法律的基本價值扔在半邊，是本末倒置了。當然，訴訟是講求效益的，但效益不等于效率，只顧效率就把司法當作了兒戲。 我認為在法治逐漸深入人心的過程中，我們要最大限度地為實現法律的基本價值而努力，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再說三審的效率與民事抗訴的效率誰高誰低是一個實證問題，并且對具體案件不是絕對，我們沒有理由說三審效率低于民事抗訴的效率。
作者在文章中說“如果法院完全承擔設置‘三審終審’制后的案件負荷，勢必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從而極大地增加司法成本、訴訟成本，而這些成本的開支最后均轉化為社會成本。讓社會為此承受額外的巨大負擔，并不符合社會、經濟交易成本最小化、財富最大化原則，是與訴訟效益要求背道而馳的。”作者一味的強調成本的巨大，而不提一點財富的增加，從而否定了“水果”的好處，在某種程度上認為三審終審制度是沒有價值的。在此，我先強調一下三審的價值，以免與《民事案》一文作者進入成本大小的爭論中，有的學者認為三審的價值主要有：第一，實行三審終審制有利于加強對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第二，實行三審終審制是加強司法公正的需要；第三，實行三審終審制是正確適用法律維護司法公正的需要；第四，有利于解決地方主義的問題，進一步提高法官的整體素質；第五，實行三審終審制有利于提高我國司法的公信力；第六，使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觸普通案件的審理，對于這兩級法院的法官增加審判經驗，掌握審判情況，指導審判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我認為，三審終審能夠實現以上價值，這是現有制度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成本即使如作者所想的那樣巨大，也是值得的。
《民事案》一文的作者也從制度設計上考慮到三審的經濟費用負擔，認為：“第三審級完全是新設置的，按照經濟學原理，重新創設一項制度所需要的成本高于對原制度的改進，因此通過改革民事抗訴制度存在的缺陷，應該更符合經濟學要求。”從字里行間可看出，幾個問題：第一，作者把三審制度看作抗訴制度的替代品，二者不能并存；第二，作者認為抗訴制度有些缺陷需要改革；第三，三審終審制度的建立成本比改革民事抗訴制度的成本大。我認為，作者的言論是沒有立足基礎的，首先，三審的設立不影響民事抗訴制度的存在，如果當事人都選擇三審，那說明民眾更加信任法院的判決，更加信任法官的公正，這是法治的進步，如果當事人要吃“水果”，我們就給他們，不要違背當事人意愿，要吃“水果”卻硬給“面包”吃是有違人意的，當我們不知道當事人要“水果”還是“面包”的時候，我們應該盡力準備好，爭取做到按需分配。其次，民事抗訴制度有什么缺陷作者沒有明確指出，而因為有了三審制度就說要改革，為什么要改，怎么改，這也許成了更為棘手的問題。再次，如果民事抗訴制度要改革，它的成本不一定就會低于建立三審終身制度的成本，作者沒有比較二者的成本，然后說依據經濟學理論建立三審終審制度的成本比改革民事抗訴制度的成本高，這顯然是一種教條主義。在上文已經說過，即使它的成本大，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因為三審能帶給當事人和社會更多的效用和產出，是一種比較經濟的制度設計。
三審終審制度的成本我認為并不高，對國家來說是在原有辦公大樓里面多設幾個法庭，多招募幾位能勝任三審制度要求的法官，多些辦公經費。對當事人來說，成本一是訴訟費，二是進行訴訟活動的一些成本，包括律師費、車旅費等。在某種程度上說，三審制度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具體的費用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而多設立了幾個法庭的費用，這一費用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來說也許是高昂，因為人才奇缺，但是對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來說，這一費用可能可以忽略不計，只是法院多了幾個工作人員而已，甚至通過整合現有的資源就能夠滿足三審的需要。
套用《民事案》一文作者的話，三審終審制度是對現有兩審終審制度的改良，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符合社會經濟交易成本最小化、財富最大化原則，能夠實現司法資源的效用最大化，能夠把經濟價值完全淹沒在法律價值的海洋之中，是應該支持的制度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