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曉峰 ]——(2006-2-8) / 已閱14235次
法律是干什么的？
——如何認識武玉杰倒票案
南昌市司法局 熊曉峰
如果要評選2006年法律大事件，新年伊始發生的武玉杰“倒票”案毫無疑問將入選，各種媒體、網絡上好不熱鬧。這次與以往不同，不像前幾年發生的孫志剛案、佘祥林案呈現一邊倒的齊聲聲討現象，我們的法律精英和社會大眾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一邊是要捍衛法律的嚴肅性、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邊是呼吁給武玉杰一點寬容，一時間你來我往，好不熱鬧。但在熱鬧的表面，仔細琢磨一下雙方的觀點，卻發現雙方并不是在一個法律的層面上交鋒，是各敲各的鑼、各吹各的號，沒有對到一個點上去，雙方對于武玉杰構成“倒票”似乎沒有太大的爭議，只是對于這種行為是否構得上處罰持有異議，雖然有個別微弱的聲音提出，從合同法上看，武玉杰的行為是一種接受委托的民事代理行為，但為刑法界的大家以武的行為違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規定為由“義正辭嚴”地駁回了。雙方所論爭的變為了在法律普遍公正下是不是要給予個體以公正。
在此我不想探究到底是高校高收費背景下武玉杰貧困生的身份引起大眾的同情還是大眾因痛恨某些利益集團壟斷公共資源而同情弱者，又或者是二者復合作用引發了大眾的廣泛關注。我想尋找的答案是：在法律的框架內，武玉杰構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倒票”？他應不應該受處罰？或者在更深層次上法律是干什么的？
倒賣車、船票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擾亂市場秩序罪中，是指倒賣車、船票，情節嚴重的行為。所謂情節嚴重，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認定為“高價、變相加價倒賣車、船票或者倒賣坐席、臥鋪簽字號及訂購車票憑證，票面數額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獲利數額在二千元以上”，而武玉杰購買了1000余張火車票，金額達10萬余元，從解釋來看，武玉杰構成倒票似乎是板上釘釘、難逃法網了。但且慢，司法解釋是司法機關在將法律規范適用于具體案件或事項時，對有關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它既不能違背刑法的規定，也不能超出刑法規定的范圍，從解釋本身看，它所指的是可以構成犯罪的一種行為，而從刑法上看，我國刑法上對于是否構成犯罪是有嚴格的條件限制的，刑法意義上的犯罪必須符合犯罪構成的四要件，即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缺一不可。構成倒票罪的主體既可是個人、也可是單位，主觀方面是牟利，這二者可放開不論。在此值得討論的是犯罪客體和客觀方面，尤其是犯罪客體，在我國刑法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了完整清晰地闡述犯罪客體及其在犯罪構成中的作用，雖然稍顯冗長，還是請允許我引用我國刑法學權威、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蘇惠漁教授主編、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的“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0頁)對于犯罪客體的表述：“犯罪客體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并且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必須具備的要件之一，說明犯罪行為危害了什么社會利益，是犯罪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這一本質的集中體現，任何一種犯罪，都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體，不侵害客體的行為就是不具備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當然也就不可能構成犯罪，由此看來，犯罪客體是決定犯罪社會危害性的首要條件，沒有犯罪客體，就沒有犯罪問題而言”。同書第467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的管理活動，“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行為，直接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為了謀取個人或者單位局部非法利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破壞社會生產、社會交換、社會分配和社會消費諸種經濟關系，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所謂倒賣，《現代漢語詞典》中只有倒把，指利用物價漲落，買入賣出，牟取暴利，《現代漢語規范詞典》指“低價買進轉手高價賣出以牟利”。我理解倒賣是有兩個行為：一是從國家規定的機構收買，另一個是自己加價賣出。在倒賣車船票犯罪中中為刑法所保護的、犯罪分子所侵害的客體是正常的售票秩序。正常的售票秩序，我個人認為是消費者只有從國家規定或批準的地點付出國家或批準的價格獲取所需要的車船票，即只有一個買賣行為存在。應該承認的是，倒賣車船票脫胎于計劃經濟下的投機倒把，但在目前某些時段或某些路線上車票一票難求的情況下，仍有存在的必要。(同樣是緊張，為什么沒有倒賣飛機票的，如何避免這種情況是值得探討和研究的，但已不是本文的范圍了)倒賣，就是通過種種手段把車票控制在手中，人為造成車票的緊張，使得真正的消費者無法從正規渠道買到車票，迫使真正的消費者以高價從倒票者手中購買車票。當然既然是購買，即使是以高價、即使是無奈，作為消費者還是有選擇余地的，雖然這種余地很小、空間不大，但總是有一定討價還價的空間，可以選擇此販或彼販、選擇其他出行方式，也就是說倒賣行為最終所針對的受害人實際上是不特定的，如果倒票者以高價迫使某個特定的人或群體必須購買，那他就是強買強賣，是強迫交易而非倒賣車票。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武玉杰的情況，我認為與倒票有本質上的不同。首先，他是針對一個個特定的人—學校的學生；其次，他是事先收取了學生證與票款及加價款，也就是說，在本案中沒有兩個買賣行為，只有一個買賣行為：同學購買車票，武玉杰本人沒有購買行為，更沒有出售行為。說武玉杰本人沒有購買行為，可能很多人無法理解，他不是到窗口排隊去買了1000余張車票嗎？這里我們要把握的是：武玉杰是用同學的學生證、用同學的錢按同學要求的時間、目的地購買車票的，武玉杰是買了票，但不是他本人購買，而是----代購。現在問題似乎回到了文章前面據說的委托已超出法定數量，即數額超過五千元的即構成倒票罪，但細細一看，有一個概念被有意無意地轉換掉了。我們所說的是民事上的事前接受委托的代購行為，而刑法上的五千元是指構成倒票應接受刑法處罰的一個界限，其前提是倒了票，其所隱含的另一層意思并不是五千元以下不構成犯罪，而是只要符合倒票罪的特征，即使在五千元以下，雖不受刑法管轄，仍應接受其它形式的處罰。五千元并不是罪與非罪的標準，而是確定應受何種處罰的界限。一定量的累積并不必然導致質的改變，我國刑法中也從來不存在一個以一定數額來確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刑法意義上一定量決定的只能是并且必然是處罰的種類與程度，而非罪與非罪。在武玉杰一案中 ，武玉杰事前接受同學的委托，以同學的名義按照同學的要求代為購買車票的行為是一種民法上典型的委托代理關系，在這一案件中，只有一個從車站窗口購買車票的行為，沒有倒手買賣的行為，車站正常售出了票，同學按自己的意愿買到了票，車站的正常的售票秩序沒有被擾亂，國家未遭受任何損失，同學自愿傳給武玉杰代理費，同學們的經濟利益也未遭受任何的損失。試想，如果沒有武玉杰代買，同學們自己又不能去排隊買票，同學們獲取車票的途徑就唯有到票販子手上高價買票了。在本案中我所能看到的唯一利益受損的只有票販子的利益，而這我想是大家所樂見的。因此，武玉杰同學的行為沒有擾亂國家正常的售票秩序，沒有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國家和群眾的利益沒有受到損害，我們在這里找不到犯罪客體，就更沒有犯罪行為的發生，武玉杰的行為不構成倒票。
我們都知道，刑法的功能既是懲罰，同時也是預防，即懲罰既有的犯罪、也警示可能發生的犯罪，而預防作用的產生，是通過對既有犯罪的公正處罰，來指引人們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來評價人們行為何者正當、何者不正當，使人們預測到自己行為將承擔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并使人們對法律產生認同，進而使法律發揮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維持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職能。弗·培根說過：“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93頁)。一個錯案、冤案，會使得一定范圍的人群對于法律的認知發生一定的改變，而一個有廣泛影響的錯案、冤案，將會在社會上對于社會公眾的法律認識產生誤導，既沒有懲罰到應該懲罰的，更不可能預防該種犯罪的發生，殺雞只能嚇雞，并不一定嚇得到猴，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
亞里士多德說：“公平雖然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對法律的糾正，其原因在于，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然而在某種場合下，只說一些普遍的道理，不能稱為正確，就是在那些必須講普遍的道理的地方，也不見得正確，因為法律是針對大多數的，有時難免弄錯……既然立法者說了一些籠統的話，有所忽略和出現失誤，那么這些缺點的矯正就是正確，如若立法者在場，他自己會這樣做；如若他知道了，自己就會把缺少的規定放在法律中，所以公平就是公正，它之優于公正，并不是優于一般的公正，而是優于由于普遍而帶來了缺點的公正，法律普遍性所帶來的缺點，正是公平的本性，這是因為法律不能適應于一切事物，對于有些事情是不能繩之以法的，所以應該規定某些特殊條文，對于不確定的事物，其準則也不確定。”(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頁)。至少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如何根據正義的考慮，減輕現行法律可能產生的嚴酷與不公正就已成為法律理論與實踐所面臨的一個問題了。作為執法者，在執法之時要時刻把握法律的意義，要體會立法者立法的目的，作為法律研究者，更要深深領味法律的真義，不應局限于法律條文的文字表面意思，更不能為了自己的目的隨意對法律作任意的解釋。
法律早已不是單純的專政工具，它的首要功能和目的是保護，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護國家的利益。我們的黨要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我們的法律也要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