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寧湘 ]——(2006-1-1) / 已閱20231次
粗觀我國近幾年司法解釋(2000-2005)
--四川精濟律師事務所 何寧湘律師
[ 前面的話 ]
2005年即將從我們身邊流過...逝去... 回頭看一下，進入21世紀一轉眼就過去5、6個年頭，借年末盤點的機會，審視最高人民法院近六年來的司法解釋，或許對法律人、普通百姓會有某些收獲......
一、年度內司法解釋的發布數量
1、試2000年至2005年數據為例（見下表），從絕對出臺件數看，是逐年大幅減少，平均年度遞減約17%。其中，2005年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載明“法釋”的，本文內同）為15件，比較2000年的48件，減少了近68%。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它表明，基于我國民主法制進程向正確的方向運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與自律，有效扼制了以司法解釋造法，代替立法的“習慣”與慣性，想必社會公眾并不希望司法解釋減少的趨勢出現反彈。
2、司法解釋的件數確確實實大幅度減少，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相對數量角度，大量的司法文件以及地方法院的司法文件在審判雖被廣泛適用，這類解釋性司法文件的數量也大體上與司法解釋數量相當，有些年度中甚至超過司法解釋的數量。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司法解釋 48 35 43 31 21 15
司法文件(公開) 31 28 31 31 35 26
解釋性司法文件(公開) 23 21 23 26 28 18
注上表中：
1、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文件文號注明“法釋”或“高檢發釋”的文件。
2、司法文件——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或最高人民法院網載明“司法文件”的文件，它不同與最高人民法院網中的“司法行政文件”的文件。
3、解釋性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官員、審判法官、司法解釋或司法文件的起草者的，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專著或年度司法解釋匯編等書刊上被稱“解釋性”司法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各專業審判庭、政治研究室所作出的解釋、解答、答復以及復函等。
4、公開——這里專指公眾在當年度可以在報刊、雜志、網站上閱讀或查閱的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不包括次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主編的匯編中的文件。
5、表中數據——這里以公眾在當年度可以在報刊、雜志、網站上閱讀或查閱到的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的件數進行的簡單統計，不包括次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主編的匯編中的文件數，更不包括法院內部司法文件數。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
1、司法解釋的基本情況：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是至今為止涉及法律解釋內容方面的唯一權威的法定依據。該《決議》限定：凡屬于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檢察院在檢查工作中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凡不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主管部門進行解釋（本文不涉及行政解釋或地方法規解釋權的享有與級別）上述規定從法律的限定性上對我國的法律解釋體系給予了原則性的劃分；即將我國的法律解釋范圍劃分為法律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三個部分（本文不涉及司法解釋與行政解釋之間效力關系）。
不可否認，司法解釋我國的法律制度獨有的體制。法律即使再完備，也難以避免法律漏洞現象。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況下，司法解釋具有填補漏洞的作用。由于法律規則是對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歸納、總結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人們對規則的含義常常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理解，而每一個法官在將抽象的規則運用于具體案件的時候，也都要對法律規則的內涵及適用的范圍根據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斷。因此，法律解釋對任何法律的適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審判與司法過程中，更需要對法律規范作出明確的解釋，從而正確地適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并未對司法解釋以什么樣的文體、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作出具體規定，這就意味著，司法解釋沒有形式上的法律限制。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的文種與文號可謂“五花八門”，司法解釋的文體包含決定、紀要、解釋、意見、通知、答復、規定等近二十余種，甚至有的還以電話、傳真、電報等形式制發司法解釋性文件。關于司法解釋的名稱，雖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司法解釋必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可事實上許多司法解釋及其具有司法解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并沒有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編印的《司法解釋全集》中不僅有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司法解釋，而且絕大多數是未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其他規范性文件。此外，在司法解釋發布的形式上，也很不規范，缺少章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司法解釋都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從內部下發或者在機關刊物（如《人民司法》、《司法文件選》）上刊登供各級法院使用，直到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創刊后，才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司法解釋在《公報》上刊登或者在《人民法院報》、《法制日報》上發表。使得我國司法解釋不僅僅在制度上賦有了完全的獨有性，且統一司法的制度下，司法解釋又具有濃厚的壟斷性與隱密性。
(1)、在1997年7月1日前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在文體與文號上共享一體。
(2)、文號主要依“法發[××××]××號”與“法復[××××]××號”等規則編號。其中：“法發”用于總類、“法復”用于批復；“[××××]”為年號，“××號”為文件序號；由此也可以看出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在1997年7月1日前是無區別的，或者說“司法解釋是當時司法文件中的一種”。
(3)、無法從文體與文號上區別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只是“批復”與“解釋”可能得以區分，但實際上在1997年7月1日前，也有“批復”為純司法文件。
自1997年6月23日公布，1997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起，司法解釋的文體固定為三種形式：
“解釋”——對于如何應用某一法律或者對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如何適用法律所作的規定，采用“解釋”的形式。
“規定”——其中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對于審判工作提出的規范、意見，采用“規定”的形式。
“批復”——對于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所作的答復，采用“批復”的形式。
文號統一為“法釋[××××]××號”。
2、司法解釋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第四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顯然，司法文件沒有這樣的法律效力。但2005年的司法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發[2005]6號·于2005年4月5日下發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2005修訂)》，這是“規定”顯然已混同于司法解釋三種文體中的“規定”。又于2005年6月8日同樣以“法發”文號·法發[2005]8號·下發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司法文件，以“意見”這樣的文體的司法文件來解決、來規定搶劫、搶奪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與司法解釋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只是文號不一樣罷了，最高人民法院這樣的做法顯然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3、司法解釋與司法文件：
2000年3月15日公布，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對法律、法規的解釋都設有專章規定，依據《立法法》的基本原則，2001年國務院同時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進一步規范了行政解釋的法定程序與規范內容。然而，針對國家司法審判、檢察業務里發揮特殊作用，為具體實施、應用法律的問題而制訂的“司法解釋”領域內的相關法定依據與嚴格規范卻顯得較為零散與一般，這種狀況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地位不相適應。
不可否認，在現實司法活動中，司法解釋是非常重要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它在目前我國的司法活動中，甚至法制活動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法的司法解釋作用。近年來伴隨國家立法步伐的加快，作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釋在內容與涉及范圍上日益擴大，出現了“超前”的“立法”性質，社會各界對此反響較大，同時由于司法解釋太多，也形成了基層法院、法官們適用上的麻木。此與同時，在另一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大量的司法文件，對于司法文件，除按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統一編號規則來區分外，如發布司法解釋時不公布文號，就無法認識它是司法解釋還是司法文件，在理解其基本定義時也缺乏必要的準確性，司法文件類別稱呼上缺乏規范性，普遍混稱為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用語）、司法解釋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專著與匯編用語）、司法行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網用語）、司法工作文件等等。
在法律效力方面，有司法解釋代替基本法、司法文件代替司法解釋的實踐取向誤區。司法文件具有行政執行效力，卻不具有司法審判上的法律效力，現狀是，它不但大量涉及審判以及法律適用問題，且它以法院內部行政力為后盾，雖然它在效力不能同司法解釋相比，但它仍被人民法院，尤其基層法院所執行，有時甚至其執行效力遠遠超過司法解釋，有時甚至是明知司法解釋或司法文件存在著瑕疵、錯誤或沖突也得執行。而大多數公開的司法文件，人民群眾往往不易認識司法文件的效力，加之司法文件又往往不公開，即使公開的也要相當長的滯后期，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司法文件為例，至少要滯后 1-6個月，這種長期以司法文件指導審判實踐的做法既沒有法律依據，也使得基層法院在具體案件的審判與處理中不由自主地將適用司法解釋與執行司法文件方面混為一談。
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當作為司法解釋或者審判規則適用的情形，姑且考慮到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東東，法律依據有些欠缺也就將就了。但令人極其費解的是，在司法文件的涉及范圍上還有一個一直應清楚的問題，就是各省級高院、中級法院在制定相關規范性司法文件方面的現狀。依據我國法院組織法規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制定司法解釋的權力，除此之外的各級法院均沒有制定司法解釋的主體資格。然而在現實中，各級法院特別是省高級人民法院，為執行法律在有相關司法解釋的前提下，仍針對具體法律適用所做出的省級行政區域內各級法院適用的答復或規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的司法行政文件。省高級法院的司法行政文件在省級行政區域范圍內對下級法院審理案件直接具有廣泛的拘束力。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下發《關于地方各級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問題的批復》中專門答復了此類問題，但這個批復過于籠統簡單，原本也沒有想，也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最終導致呈現出以司法解釋以及各級法院用司法行政文件指導審判工作的“多元化”與“多級制”立法的極不正常狀況。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各專門審判庭對省高高院作出的答復或復函，北京市高級法院研究室以及各省級高院定期編輯發行法院系統內部出版的如“司法業務文件選”等等，均屬于這類問題。
“司法文件”應當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網的用語，即“司法行政文件”才是正確的。司法行政文件只應使用于，規定與調整法院系統內部事務與行政管理，而不應直接或間接涉及法律適用、程序規則、法院主管、案件管轄、案件處理以及訴訟當事人權利等等訴訟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司法解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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