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7-23) / 已閱9400次
“疑罪從無”有利于保障公民法律安全
楊 濤
丈夫死在魚塘里，妻子生前與丈夫關系不好，事發前她曾為其買了105萬的保險，受益人是她自己，丈夫死前她又買過大量的安定片。種種巧合以及妻子的親口供述，使妻子鄧秀瓊和其妹夫毛定稿最終被認定為兇手，2003年11月，兩人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和保險詐騙罪判處死刑。但是，根據二審法院的裁定和發回重審，廣州市中級法院4月5日重新作出判決，以“殺人證據不足”為由宣告鄧秀瓊和其同案犯無罪，兩人當天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回到陽山縣老家。（《信息時報》4月7日）
這起案件疑點頗多，一審判決中就有三大疑點：有罪供述自相矛盾、死者死因各執一詞、作案時間疑點重重。但是，此案中，也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也就是說不能排除是這兩名被告人作案的可能。因此，本案面臨著兩難抉擇，一方面，如果判處被告人有罪，那么就可能冤枉好人；另一方面，如果宣告他們無罪，也極有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所以，當法院宣告鄧秀瓊和其同案犯無罪后，被害人的家屬非常奇怪，也非常傷心。的確，兩名被告人宣告為無罪了，但人已經被害了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意味著到現在為至沒有人為此案承擔刑事責任，如果不能進一步搜集到這兩名被告人犯罪的有力證據或者捉住真兇，甚至就永遠沒有人為此承擔刑事責任了。
但是，在一個現代法治社會，面對這樣的兩難抉擇，無疑要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要恪守“寧可放縱一千，不可冤枉一人”的價值目標。因為，定罪判刑是國家對于公民發動的一場“戰爭”，是公權力對于私權利的限制與剝奪，因此國家機關要對公民個人限制自由乃至剝奪生命權益，必須有充足的證據，遵守嚴格的程序，依照法律的規定，才能進行。如果國家機關根據有疑問的證據，可以隨意地限制和剝奪公民權利，那么，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潛在的犯罪人”，公民的自由、財產及生命隨時都處于沒有安全保障的狀態。這種“法律安全”的缺失比公民受犯罪分子的侵犯可怕的多，因為公民受到犯罪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國家機關，而受到國家機關的有意侵犯卻無法向誰求助，更何況，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比犯罪分子個人或團伙強大的多、可怕的多。因此，面對兩難抉擇，我們當然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而選擇對于公民權利保障更為有力的“疑罪從無”的原則。
從媒體近期披露的幾個案件來看，聶樹斌的案件基本上是遵循的是“疑罪從無”的原則，也就是在對案件有疑問時，在被告人聲稱自己被刑訊逼供時，法院堅持以其有罪進行判決；佘祥林的案件則是遵循的是“疑罪從輕”原則，在其妻子是否死亡及其他證據上都存有疑問時，法院在多次發回重審后，最后又不得不判，但不判處死刑，而是留有余地，改判為有期徒刑；而鄧秀瓊案，法院真正堅持了“疑罪從無”的原則，在證據存有疑問，頂住壓力，改判為無罪，案件雖然是個案，卻讓司法前進了一大步，終于讓紙上的原則在現實中生長，可喜可賀。
因而，只有真正堅持了“疑罪從無”的原則，才能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而只有公民的法律安全有保障的社會，才是一個法治和文明、和諧的社會。當然，在強調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的同時，我們也希望每個公民不受犯罪的侵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希望有關部門盡快查清鄧秀瓊案中真正的兇手，給被害人一個交待。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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