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艷芳 ]——(2005-7-17) / 已閱13101次
程序再鑄：我國訴答程序的創(chuàng)新
——兼談美國訴答程序對我們的啟示
何 艷 芳*
【內容提要】訴答程序是民事訴訟的起始程序，就整個訴訟過程而言，它是民事訴訟程序的基礎性階段。訴答程序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我國的訴答程序極欠完善。本文借鑒美國民事訴訟的訴答程序規(guī)定，對我國的訴答程序進行了重構。
【關 鍵 詞】起訴狀 答辯狀 修改與補充
*本文載于《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Reconstructing on Procedure: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Civil Pleadings
---The inspiration of Civil Pleadings of the USA
HE Yan-f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 shaanxi，710063)
Abstract: The Pleadings is the start of f civil litigation.It’s the basic stage of Civil Proceedings to the whole judicial procedure.The pleadings shows high status in the Civil Proceedings,but Chinese Civil Pleadings is lack of perfection.The article intends to reconstruct our Civil Pleadings on the basis of importing and studying the Civil Pleadings of the USA.
Keywords:complaint;answer;amend and supplement
中圖分類號：D9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684（2005）03-0081-04
所謂訴答程序是指雙方當事人以交換起訴狀和答辯狀的方法為訴訟開始以及確定訴訟爭點的程序。①訴答是民事訴訟的起始程序，由于民事訴訟中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所以沒有訴答程序就沒有民事訴訟的啟動。而且訴答程序的完善與否也直接影響著整個訴訟的進程，因為只有通過原、被告各自的“訴”、“答”才能明確并固定爭點、舉證責任及舉證范圍，才能確保訴訟的公正、效率與順利執(zhí)行。可見，訴答程序在整個民事訴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國家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因為英美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的特點主要就表現(xiàn)在包括訴答文書在內的審理前程序上。然而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不論是在法學理論界還是在實務界，一直就沒有對訴答程序給予充分的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關于訴答程序規(guī)定的條文甚少，主要體現(xiàn)在第108條、第109條、第110條和第113條。其中前3條主要規(guī)定了起訴狀，最后一條則主要規(guī)定了答辯狀。而在國外的民事訴訟法典中有關訴答程序的條文規(guī)定要豐富、全面得多。《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民事訴訟規(guī)則》②（以下簡稱“《聯(lián)邦規(guī)則》”）中有專章論及訴答文書和申請書，即從第7條到第16條總計十條的內容，相比可見我國關于訴答程序規(guī)定的條文數(shù)量確實“少得可憐”。雖然“量”少并不必然代表“質”低，但當我們研讀我國訴答程序的法律相關規(guī)定后并不能得到類似的任何“慰藉”。因為我國訴答程序的條文規(guī)定，不僅數(shù)量少，而且內容上的不具體、不明確、不全面以及不完善必然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制度實施的軟弱無力、低效。筆者擬借鑒先進經(jīng)驗，采取“大煉鋼鐵”的方式重新塑造我國的訴答程序，去除我國訴答程序這一“舊鋼鐵”所存在的瑕疵，也就是說，要借鑒美國民訴法中的相關規(guī)定，將“舊鋼鐵”放在“熔化爐”里“熔化”，隨后再鑄出嶄新的、無瑕疵的“鋼材”——新訴答程序。基于此道理，筆者將結合美國民訴法關于訴答程序的有關規(guī)定，圍繞我國訴答程序所存在的制度瑕疵擬構造有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的新訴答程序。當然本文更多的在于提出問題，完善、系統(tǒng)的訴答機制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有關起訴狀
提起訴訟、提交起訴狀，是當事人啟動訴訟程序的第一法律行為。起訴狀是全面、詳盡地反映原告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jù)的最基本的訴訟文件，也是法院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重要依據(jù)，同時也是對方當事人即被告進行答辯的參照。起訴必須同時具備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這些要件主要表現(xiàn)在起訴狀中。《民事訴訟法》有關起訴狀的規(guī)定集中表現(xiàn)在第108條和第110條，即起訴的條件和起訴狀應當載明的事項。這些規(guī)定可謂言簡意賅，但推敲起來，筆者認為個中疑問層出，而且存在以下漏洞與缺陷：
1、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嗎？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遺囑執(zhí)行人、財產(chǎn)管理人等雖然不是由其直接享有民事權益，但是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其有權對這種民事權益進行保護，可以對之加以管理或支配，當這種民事權益遭受侵害或與人發(fā)生爭執(zhí)時，他們請求司法保護的依據(jù)何在呢？《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7條規(guī)定當事人適格，就是提出訴訟的人是真正具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的名義提起。所謂真正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就是對所提出的訴訟具有實體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這點規(guī)定同我國的相關規(guī)定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原告必須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但是《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7條還規(guī)定了哪些人能夠以自己的名義為他人的利益提出訴訟。“遺囑執(zhí)行人、遺產(chǎn)管理人、監(jiān)護人、受托保管人、明示信托的受托人，為他人利益訂立合同或以自己的名義為他人利益訂立合同的當事人，或者經(jīng)法律授權的當事人，可以為未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些非真正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的起訴行為，卻沒有像美國民訴法這樣的明確的規(guī)定，不能不說是在立法上的一個疏漏。
此外，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公益訴訟的問題。所謂的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組織以及個人，根據(jù)法律的授權，對違反法律法規(guī)，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活動。公益訴訟主要是伴隨著環(huán)境污染問題訴訟、集團訴訟等現(xiàn)代型訴訟的出現(xiàn)而產(chǎn)生。這些得到法律授權的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組織、個人提起公益訴訟后，在民事訴訟中處于何種地位呢？是否是案件的當事人呢？美國對此問題采取了擴大當事人適格的辦法 ，從40年代以來美國法律規(guī)定，提起訴訟的人不一定受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影響，只要是具有事實上的利害關系（但應是超過一般的關心的性質）的人，也具有當事人適格。③ 可見，美國民訴法對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是賦予其當事人資格的，筆者以為我國民訴法對這一實實在在的問題也不應該回避和猶豫，賦予特殊主體以特殊的當事人的身份是實踐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建議在修改我國的民事訴訟時，對原告的資格應以原則性規(guī)定與特殊性規(guī)定相結合的方式，將一般的當事人與特殊的當事人都包容在內。因為原告作為民事訴訟的發(fā)起人，對其資格的法律規(guī)定為避免濫訴局面的出現(xiàn)而不可規(guī)定的過于寬泛，但是也不能太保守，致使許多可以提起訴訟的人被拒之于法律的大門之外，致使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而無求助之地，有損社會公正和社會穩(wěn)定。
2、虛列共同被告進行惡意訴訟的問題。由于我國民事訴訟基本的管轄原則是“原告就被告”，所以在有共同被告的訴訟中，決定管轄法院的往往是其中一個被告，故實務中有原告就通過虛列被告的方式來爭取有利于己的管轄法院，使本來沒有管轄權的法院獲得了管轄權。④對此種惡意訴訟我們可以通過加強對起訴證據(jù)的審查來制止。但是筆者以為這樣會增加原告起訴證據(jù)的負擔，所以我們可以另辟蹊徑。既然存在著有些原告虛列共同被告爭奪有利于己的管轄法院的問題，那么我們不妨要求原告對其意愿的法院擁有管轄權進行說明，只要其意愿的法院擁有管轄權具有法律根據(jù)，該法院便受理該案件。此種主張主要是借鑒了《聯(lián)邦規(guī)則》第8條第1款的規(guī)定，即：提出救濟請求的訴答文書均應包括“簡明地陳述該法院管轄權的依據(jù)，但法院已經(jīng)具有管轄權并且該請求不需要新的管轄權依據(jù)支持的除外。”
3、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所根據(jù)的事實與理由空泛，不明確。這是實踐中存在的另一大問題。有的原告為了爭取在法庭審理中獲得有利的主動地位，往往采用“突襲”的訴訟技巧。為了達到此目的，原告往往在起訴中含糊其詞，語焉不詳，這就給被告答辯帶來了困難，被告不能充分的答辯，必然在訴訟中處于不利的地位，這就造成了平等的法律形式掩蓋下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對此問題，如我們一味要求原告一方將起訴狀中的事實、請求及其根據(jù)描述得具體明確，顯得難度太大。因為這樣要求的本身就涉及到“具體明確”的標準問題，即起訴狀中的內容達到何種程度才足以使被告清楚明了，才算是“具體明確”呢？筆者認為，對此可采取換位思考的方式來解決，即：我們不妨以被告的認識為標準，只要其認為原告的起訴狀中的內容清楚明確了，法律就不再干涉。那么如果被告認為原告起訴狀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不夠具體明確，該如何解決呢？對此，我們同樣可以在《聯(lián)邦規(guī)則》中找到“治病良藥”，即賦予被告請求明確陳述訴答文書內容的申請權。被告在接到起訴狀后，如果發(fā)現(xiàn)起訴狀內容不明確而無法回答時，可以向法院提出請求原告提供明確的陳述書的申請，申請中應當明確提出起訴書中不明確的地方及要求的范圍。只要法院經(jīng)過審查認為該申請合法正當，原告對此申請應該予以回復或答辯；如原告拒不陳述，可參照《聯(lián)邦規(guī)則》的有關規(guī)定加以處理，《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2條第5款的規(guī)定，申請被準許并且法院發(fā)出命令通知之后的10日內或法院規(guī)定的其他期限內，如果接受命令的當事人不服從法院命令，則法院可以刪掉申請書所針對的訴答文書的內容或作出其認為正當?shù)钠渌睢Ｎ覈略V答程序可借鑒這一規(guī)定來提高原告對起訴狀的重視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濫訴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而且這也是基于對雙方當事人的訴權和訴訟權利平等保護要求而設定的，因為我們不能一方面要求被告答辯，另一方面卻不給其明確的答辯對象。
二、有關答辯狀
原告起訴后，被告就相應的答辯究竟具有什么法律屬性呢？其是被告的權利？被告的義務？還是既是權利又是義務？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3條第1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其五日內將起訴狀副本發(fā)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三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同時第2款又規(guī)定：被告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據(jù)此可以看出，被告既可以提出答辯狀，亦可以拒絕答辯。于是，我國的通說認為，答辯是被告的一種訴訟權利，被告行使該權利與否對其本身并無不利影響。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在第三十二條規(guī)定：“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屆滿前提出書面答辯，闡明其對原告訴訟請求及所依據(jù)的事實和理由的意見。”從“應當”一詞上看，似已將答辯作為被告的一項訴訟義務，但該規(guī)定對此義務的法律后果都無任何規(guī)定。“如果沒有規(guī)定制裁的命令，都就沒有任何法律義務。”⑤因為從法理學上講，義務與制裁是任何一個完整法律規(guī)范的必備要素。所以說，答辯在我國并不被視為被告的一項訴訟義務，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不真正義務”。
由于我國將答辯定位為被告的一項訴訟權利，這就造成了司法實踐中被告隨意“棄權”現(xiàn)象。民事訴訟奉行的就是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針鋒相對，通過原、被告各自的“訴”、“答”明確并固定爭議焦點、舉證責任等。原告自己的主張暴露在被告面前，而被告放棄答辯的權利，致使在庭審中原告只知“己”不知“彼”，被告一旦反擊，原告則毫無準備，無以“應戰(zhàn)”。這就從根本上使法律的天平發(fā)生傾斜，沒有了平等的對抗，居中裁判還能確保嗎？
所以，筆者建議將答辯作為被告的一項訴訟義務加以規(guī)定，更符合公平、公正和效率的訴訟原則。而一旦答辯作為被告的一種法定義務加以規(guī)定，則不答辯即應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那么被告不答辯到底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呢？《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2條將被告在法定期間內向原告送達答辯狀規(guī)定為被告必須完成的一項訴訟義務，美國民事訴訟奉行的是當事人主義，所以幾乎不存在被告不答辯的情況，因而法律沒有直接規(guī)定被告不答辯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是我們可以在對美國民訴規(guī)則對答辯狀的主要內容的規(guī)定進行分析后，便可間接得到答案。
《聯(lián)邦規(guī)則》第8條規(guī)定了答辯狀的主要內容，其主要包括否認和積極抗辯。所謂的否認即是被告對原告所主張的事實的否認，答辯狀的主要目的是否認原告在起訴狀是所主張的請求。因此，被告在答辯狀里除對原告所主張的損害賠償數(shù)額之外，凡是沒有否認原告在起訴狀里敘述的主張，就視為被告自認。⑥ 據(jù)此，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如果被告不履行答辯義務，那么原告有權向法院請求作出直接判決，法院經(jīng)審查，被告無正當理由拒不答辯，可視為被告對原告訴訟請求的直接承認而判決被告敗訴，這樣做的好處就在于可以使一部分案件解決于審判之前，從而快速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同時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當然，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間內未答辯確有客觀阻礙，得向法院說明并提供證據(jù)證明，同時申請法院駁回原告的直接判決的請求，法院待查證后視情況可作出相應的處理。
答辯狀的又一目的是給予被告對原告的請求提供積極防御的機會。所謂的積極抗辯就是指即使原告的主張是真實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實證明其不承擔責任的一種積極的防御方法。例如，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頒布的法律為根據(jù)，提出如果履行合同義務就是違反法律的抗辯。所以主張契約的違法性是對違反契約請求的積極抗辯。⑦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以為新的訴答程序應當作如下規(guī)定：如果被告未履行答辯義務而原告也未提出直接判決的申請的，則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不得以新的事實來抗辯原告的訴訟請求，如確屬存在新的抗辯事實，但被告不能對其不答辯作出合理的解釋且無法提供相應證據(jù)之時，被告即使提出新的抗辯事實，法院也不予以采納。被告只能通過判決作出后的其他救濟程序如二審、再審來主張其抗辯事實。
這樣的做法與有的學者所提出的“答辯失權”制度是有相通之處的，對于答辯失權制度，有人批評道“對被告的要求過于苛刻、嚴厲”。筆者不以為然，在我國民事訴訟中，被告懈于答辯、馬馬虎虎、敷衍了事，或者“心懷不軌”故意不答辯以期在庭審中“出奇制勝”等不正常現(xiàn)象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以這樣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來約束被告的行為，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制約措施。再者，民訴法對原告的起訴同樣也有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所以說法律對原、被告雙方仍然是公平的。
我們在規(guī)定了答辯為被告的一項訴訟義務之后，我國新訴答程序對答辯的具體內容也應該有相應的規(guī)定。因為與起訴狀一樣，答辯狀亦是暴露案件事實，明確爭點的重要訴訟文件。原告的起訴狀應該具體明確，有理有據(jù)，被告的答辯狀亦應該觀點鮮明，針鋒相對。我們可借鑒《聯(lián)邦規(guī)則》第8條第2款的規(guī)定對答辯狀的要求予以明確化，該款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以簡短明確的措詞對對方當事人提出的每一個請求作出抗辯并且自認或否認對于對方當事人的事實主張。同樣，如果被告的答辯狀未達到法律要求的明確程度，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請求明確陳述內容的申請。對此，我們完全可以直接在新訴答程序中直接吸收，因為這在各國訴訟法中具有共性，不應因國界之限，而抵制對它的引進和吸收。
三、有關訴答文書的修改與補充
原告提交起訴狀或被告作出答辯狀后，如果原、被告發(fā)現(xiàn)新的事實或者發(fā)現(xiàn)遺漏了爭點，或需要增加新的訴訟請求、追加新的當事人，那么原、被告對其訴答文書可以進行修改與補充嗎？這是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可是我國的訴答程序里有關這點仍是一片空白，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訴答程序的又一疏漏。
在美國普通法時期的訴答是嚴格禁止修改訴答文書的，但現(xiàn)在《聯(lián)邦規(guī)則》采用發(fā)現(xiàn)程序后，訴答的機制發(fā)生了變化。聯(lián)邦民訴規(guī)則第15條規(guī)定，當事人隨時可以修改和補充訴答文書，并對修改的期間和修改后的追溯效力等作出了明文規(guī)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筆者擬借鑒《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5條對我國民訴法中有關訴答文書的修改與補充這一法律空白進行填補。當事人要修改與補充訴答文書，其應該向法院提出申請，法院具有是否準許的裁量決定權。具體可分為對起訴狀和對答辯狀的修改與補充兩類。
對于起訴狀，若原告在起訴狀送達被告之前提出申請，則法院應予以準許。若在起訴狀送達被告之后才提出，法院則要酌情而定。如果原告的申請得到被告的同意，則法院予以準許。反之，則駁回申請。同時，法院在對原告的申請予以準許后，被告亦可提出申請要求合理延長答辯期間，以有充分的時間對修改與補充后的訴狀進行答辯。
對于答辯狀，因為法律并不要求對其必須進行再答辯，所以說被告要修改與補充答辯狀，可以在其送達之前進行，亦可在其送達之后進行。但是對于“送達之后”這個期限，如果一直延伸到臨近開庭審理再進行，則明顯不利于原告方作準備。所以說可參照美聯(lián)邦民訴規(guī)則規(guī)定一定的時間限制，如《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5條第1款規(guī)定：如果訴答文書是不允許應答的訴答文書，并且訴訟還沒列入審判日程表，則當事人可以在送達后20日內作一次修改。
對訴答文書進行修改后，我們不能不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事人增加新的請求或新的當事人，那么這種修改的效力是否追溯到起訴時呢？答案在于法定時效期間內對方當事人是否接到將提出新的請求的通知。如果沒有接到通知，則修改內容不能追溯到起訴時，處理新的請求和新的當事人應適用與原請求和原當事人不同的標準。在第一種情形下，如果新的請求與原來的請求屬于同一訴訟原因，或者都是同一交易或事態(tài)所產(chǎn)生的應允許修改。（這時實際上是）法律推定對方得到通知，因為修改點與原先的訴訟文件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在第二種情形下，上述推定不能適用。新增加的當事人必須在時效期間完成之前得到某種方式的通知并且知道，如果當事人沒有差錯他本來會被指定為當事人的。總的說來，增加新的當事人受到嚴格的限制。⑧
《聯(lián)邦規(guī)則》對當事人修改與補充訴答文書的時間規(guī)定的過于寬泛，甚至連開庭審理階段也允許。如《聯(lián)邦規(guī)則》第15條第2款規(guī)定，在開庭審理階段，也允許當事人為使訴答文書與證據(jù)相一致而對訴答文書進行修改。筆者認為，我國訴答程序中對訴答文書的修改與補充的期限應該限定在開庭審理之前。在我國推進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及時高效、連續(xù)集中是庭審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如允許當事人在庭審階段對訴答文書進行修改與補充，要么會使對方?jīng)]有應對的準備而存在實質上的不公平，要么就會使訴訟拖延、不連續(xù)審理，從而不利于審判方式的改革。所以，在我國民事訴訟還未健全起一套科學完整的訴訟機制之前，對美國訴答程序中的關于訴答文書的修改可以延伸至庭審階段這一法律規(guī)則，不應照搬照抄，而應限定在庭審之前，從而體現(xiàn)出中國特色。
結束語
《聯(lián)邦規(guī)則》中的訴答程序當然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我國的民事訴訟的訴答程序如此“貧瘠”的境況下，我們還是有必要借鑒他國的成功經(jīng)驗以補己之短的。筆者在歸納研讀美國訴答程序所獲啟示的基礎上，提出了重構我國訴答程序的設想，旨在達到拋磚引玉，并引起法學界同仁對我國訴答程序進行更深入探討的效果。
注釋：
①白綠鉉：《美國民事訴訟法》，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
②白綠鉉：《美國民事訴訟法》，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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