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守林 ]——(2004-10-18) / 已閱39344次
行賄人把大量的魚放在貓的面前。貓畢竟怕死，因此剛開始的時候貓盡量克制住自己，在
心理上進行著激烈的斗爭，望著眼前目不暇接的魚，貓蠢蠢欲動，想吃又不敢吃，可是貓
畢竟不是“機器貓”，不可能時時保持高度警惕，稍一放松，就被誘惑擊敗了，最后就飲
鴆解渴了。所以說，從一定意義上講，重受賄輕行賄的做法受賄者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
所以重受賄輕行賄就如 “一方面我們槍斃感冒患者，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卻放任各種病
菌的蔓延，去感染健康人群”[11]。
(2).從犯罪心理學角度講，行賄的對象大多為領導干部等掌握一定職權的人，有較高的文
化知識，且多為黨員同志，思想覺悟相對較高，也多為知法懂法的人，深知受賄是一種犯
罪行為甚至考慮到自己的地位，榮譽，家庭等因素。從媒體上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大多數
受賄者在回憶受賄之初是說，他們也曾害怕過，拒絕過，亦或曾有堅定的立場，可后來為
什么又紛紛落馬了呢？之所以如此，領導干部對行賄行為難以招架是直接原因，領導干部
之所以難以招架，是因為行賄行為太多。在某省委黨校一次學員座談會上，有一縣委書記
就坦言：“各種誘惑實在太多，難以應付。”行賄行為花樣多力度大，甚至形成地毯式轟
炸[12].可見除少數索賄的外，大多數受賄者都是被拉下水的。因此，要根除賄賂罪，就
必須加大對行賄者的懲罰，受賄行賄并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而不是現在的重
受賄輕行賄。比如，香港《防止賄賂條例》規定對行賄受賄授受同科，就對對懲治賄賂起
到了很好的效果。在香港，有一娛樂周刊記者為了進入《2046》電影拍攝現場拍照，塞給
門衛300元港幣，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嚴懲行賄誰還敢把錢送出去？[13] 正所謂“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
(3). 行賄的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受賄， 首先，從行賄罪的主觀方面來講，主觀惡性大，
行賄者的犯罪意圖很明確，就是獲得經濟利益或達到某種目的，表面上，行賄人行賄，將
自己的財物送給別人，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而事實上行賄人送的是一種投資，企圖賺取
更大的經濟利益。因此行賄罪的主觀惡性較之受賄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有學者認為當
前賄賂成風，行賄人通過正當途徑得不到應得的利益。只有通過行賄方能如愿，是不得已
而為之，因而行賄人是受害者，我認為這二者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聯系，即得不到利
益和行賄行為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得不到應得的利益，應該拿起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那種以惡懲惡的做法，否則，不僅在刑法上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從法制大環境來
講也不利于依法治國的事現，因為那樣會助長人們不依法辦事的社會風氣。再次，行賄行
為侵害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腐敗毒化社會風氣，助長了人們的投機違法心理
，行賄者通過行賄獲得了不應得到的利益，也就必然侵害了那些具備條件通過合法途徑就
可以得到，卻因行賄人的行賄而不能得到這些利益的人的利益，因而行賄者不是什么受害
者，而是害人者，害人者當然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 再次，是影響反腐敗斗爭深入健康
發展的重要原因，近年來，黨和國家把打擊賄賂犯罪作為懲治腐敗的主要內容來抓，但賄
賂罪不但沒有被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這與行賄罪的打擊不力致受賄罪不止有很大關系
。
三 ，行賄罪之立法完善
從司法運作的實際情況來看，之所以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的現狀從根本上來說，是我國現行
刑法對行賄罪的規定存在立法缺陷。《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為謀取不正
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可見現行刑法把是否謀取“不正當利
益”作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在司法實踐中難以界定，什么叫謀取“不正當利益”？言外
之意，難道還有正當利益的行賄嗎？<<刑法>>第三百九十條對犯行賄罪的刑事責任的規定
：“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
或者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這里存在兩點遺憾，首先是沒有死刑的
規定，其次，沒有像貪污罪受賄罪那樣規定明確的行賄數額，且司法解釋也沒有對何為情
節嚴重？何為情節特別嚴重予以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我認為這就是導致大
多數行賄不能定罪量刑的“瓶頸”之所在。
針對我國刑法中所規定的行賄罪的立法缺陷，為懲治和預防行賄罪，必須從立法完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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