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長青 ]——(2000-10-27) / 已閱18513次
貪污犯罪規律初探
在我國，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盜竊、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由于這種犯罪在犯罪主體上具有公職人員身份的特定性，在犯罪屬性上具有以權謀私的濫權性，在犯罪心理上具有求無厭足的貪婪性，在犯罪對象上具有損害國家物質基礎的公益性等特征，這就決定了這一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中外歷史事實說明：輕者，表現為侵犯公共財產所有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腐蝕公職人員隊伍，損害國家機關聲譽；敗壞社會風尚，誘發各種犯罪。重者，表現為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的結構式腐敗，甚至導致整個政權肌體的腐朽墮落，亡黨亡國。所以，貪污犯罪是弄權謀利的政治腐敗現象的重要表現之一。
追求物質利益，屬于人的本性。國家公職人員要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其中大多數人把自己的牟利行為節制在政策、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少數人則會走上鋌而走險，踐踏法律，貪婪無度的犯罪道路。更由于貪污犯罪是一種利用職務之便進行的"無本萬利"的獲利行為，故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和刺激性。所以，貪污犯罪就成了歷代統治者禁而不絕的痼疾。
貪污罪雖然是難治的"痼疾"，但它和其他事物一樣，有其自身的發展變化規律。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探索這個歷史時期中貪污犯罪的規律，對于預防與懲治貪污犯罪，促進廉改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貪污犯罪的起伏規律
起伏規律，也稱升降規律。貪污與其他犯罪一樣，隨著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呈現時起時伏、時高時低的規律。
(一)貪污犯罪起伏演繹的梗概
從新中國成立46年來的反貪史看，大體上是二個馬鞍型的起伏態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為貪污犯罪的一個高峰期。建國之初，由于各級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公職人員中,留用了大批國民黨政府的軍政人員，其中一些腐朽貪婪惡習深的人，便利用新政權剛剛摧毀舊法統、新法規尚不健全的時機，與社會上的不法資本家相勾結，大肆進行侵吞、盜竊公共財產的貪污活動。有鑒于此，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21日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以反貪污為主要內容的"三反"、"五反"斗爭，嚴懲了數以萬計的貪污分子，槍斃了象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行署專員張子善那樣極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犯，擊退了貪污分子和不法資本家的猖狂進攻，取得了這場反腐敗斗爭的重大勝利。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貪污犯罪的低谷期。這個時期是我國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社會治安秩序穩定，公職人員清廉從政風尚良好，刑事犯罪明顯下降，貪污犯罪的發案率極低，沒有大的起伏，一般年份的發案僅有二、三千件。
1966年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屬于非正常狀態，沒有可供分析的可靠資料，故不列入研究范圍。
1976年至1994年，是貪污呈波浪式上升期。這十多年來，是我國深入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變動、大發展時期，各種犯罪亦呈上升態勢(改革前年發案率一般是3-5件／萬人，個別年份6件/萬人;而現在一般是5-7件/萬人，高的年份達8-9件/萬人，其中貪污分子鉆新舊體制轉換和法律不完備的空子，大肄進行侵吞、盜竊、騙取、私分公共財產的活動。這個時期的貪污犯罪與過去的貪污犯罪相比，有著明顯的特點：一是犯罪總量呈波浪式的上升態勢，平均年偵破貪污案件的均為1萬件以上，多的年份達2萬件以上，較之我國過去的低犯罪率相比，巳是成倍的增長；而個案的貪污數額，較之過去更是數倍、數十倍的增長。海口市一銀行會計貪污案，數額競達3344萬元。二是貪污手段呈多樣化、智能化趨。有的地方統計，貪污手段多達40余種。利用電腦貪污，從無到有，現在已不罕見。特別是一些公職人員鉆法律的空檔，走政策的邊緣，制造模糊性行為，混水摸魚，猖狂侵吞公共財產的事件突出。三是犯罪對象呈復雜化趨勢。經濟體制改革前，公共財產存在形式單一，侵犯行為易于認定。改革后的各種經濟聯合體、承包體、中外合資、合作體的財產公私交織、界限難分，性質難定。四是犯罪主體呈廣泛化趨勢。過去的貪污分子多為直接管錢管物部門的人員，而現在則波及黨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企事業單位的人員；過去的貪污分子多為管錢管物中有經驗的中、老年人員，而現在則多是中青年，甚至有參加工作僅二、三月就貪污數萬元的膽大妄為的青年；過去貪污分子多為掌管財物的一般工作人員，而現在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的領導干部也不少。
(二)起伏規律的誘因與抗制
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看，貪污是一種非法圖利的行為。一個公職人員是否要鋌而走險去貪污，至少取決于下述四個要素：一是貪污可能獲益與受損的預期比例；二是貪污得逞條件的多少；三是貪污后可能被揭露的概率；四是懲罰的嚴厲程度。這就是說，凡是誘發貪污犯罪的因素強、犯罪條件好、被揭露的概率小，貪污犯罪就會活沃起來，反之，貪污活動則會有所收斂。由此可見，貪污犯罪的起伏規津，最終取決于貪污犯罪的誘發因素與對貪污犯罪控制因素的強弱對比。當誘發貪污的因素強于控制貪污的因素時，貪污犯罪就會呈上升態勢；當誘發貪污的因素與控制貪污的因素勢均力敵時，貪污犯罪就會呈現平緩而無大起大落的態勢；當誘發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貪污的因素時，貪污犯罪就會呈下降態勢。
當前，我國還處在誘發貪污的因素強于控制貪污的因素的時期，故貪污犯罪仍呈現波浪式的上升態勢。
貪污誘發力增強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的物欲充分解放，"一切向錢看"觀念普及人心，加之社會分配不公，誘發和刺激了利用職權貪財的動機；
其二，新舊體制的摩擦、碰撞，經濟運作機制與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官僚主義與玩忽職守普遍，"小金庫"林立，真空和漏洞隨處可尋，利用權利攝取財物的機遇增多；
其三，執法水平、偵查裝備、辦案經費不能適應與貪污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犯罪成本少而得逞率高，破案率低而"風險小"，強化了這種"無本萬利"的貪污犯罪的吸引力。
貪污控制力減弱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立法滯后，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聯合、承包、租賃、金融、證券、競爭等領域中出現的一些新型侵吞公共財物的行為，又缺乏法律規范，界限模糊，性質難定，客觀上放縱了貪污蔓延；
其二，政治思想工作虛化，一些公職人員缺乏正確的世界觀，失去精神抗體，追逐"高消費熱"、"攀富熱"，成了"無官不貪"意識的俘虜；
其三，社會綜合治理不落實，"唱功好，做功差"，沒有把政治、經濟、監督、懲罰等各方面的抗制貪污的措施形成合力，預防犯罪的疏漏太多，失控面太大。
我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基于上述兩種因素力量對比而出現的貪污發案率較高(相對于過去的低發案率而言)的態勢，這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社會學原理認為，一種運行模式向另一種運行模式遷躍的社會轉型期，必定有一個"磨合"過程。只有"磨"才能"合"。磨合是在動態中進行的，"磨"的過程會有一定的'振蕩"和"痛苦"，要付出一定代價是不可避免的。貪污發案率低，并不能證明體制就好，經濟發展就快，貪污發案率相對較高，并不能證明體制不好，經濟發展會慢。我國改革、開放前貪污犯罪少，而經濟發展緩慢，而現在卻相反，這就是一個歷史見證。作者在這里并不是主張貪污越多越好，而是說明貪污犯罪的起伏規律并不是政治、經濟體制是否優越的表現，而僅是誘發貪污因素與控制貪污因素力量對比的反映。只要我們能及時研究誘發貪污犯罪與控制貪污犯罪兩極因素的循環的態勢，不斷強化控制貪污犯罪因素，削弱誘發貪污犯罪因素，按照兩極循環服從優勢的規律，就能達到預防與減少貪污犯罪的目的。所以，降低貪污犯罪率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實綜合治理，減少貪污發生的條件，使欲行貪污者在獲益率極低、受損率極高的現實面前怯步。
2、貪污犯罪的輻射規律
貪污犯罪，自古有之。貪污發生的地區和部門，則是相對的。我們這里所研究的貪污輻射規律，是指在我國經濟體制轉型這個特定時期貪污犯罪走向的軌跡。
(一)貪污犯罪的部門輻射規律
所謂部門輻射規律，就是指貪污活動在不同系統、行業中的運行軌跡。我國司法部長肖揚在研究貪污賄賂犯罪的部門流向規律時指出：大致是"生產、經營型的經濟部門一社會服務性事業部門→生產資料與生產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門或行政性公司→經濟監督與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與黨委機關"。①
近十多年來，我國貪污犯罪呈波浪式上升趨勢，其"源頭"始于生產、經營型的經濟部門。這些部門的公務人員受"物質誘因"的影響最為直接，利用職權攫取公共財物的機遇最多，加之，在新舊體制轉換中，經濟秩序不很穩定，對生產經營部門監督機制相對弱化。故在80年代初期，這些部門的經理、廠長、會計、出納、采購、銷售、供應人員中貪污犯罪突出，成為貪污犯罪的"重災區"。緊接著，貪污"風潮"波及的是與生產、經營部門密切相關聯的社會服務性事業部門。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實施，社會服務性事業部門，逐步走上了有償服務、講究經濟效益的軌道。作為社會的利益主體之一的服務部門，便受到與生產、經營部門相同的"物質誘因"的刺激，成為繼生產、經營部門之后的貪污犯罪的多發部位。
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嚴重"短缺型"的特點。而管理這些短缺的生產資料和其它生產要素的部門，便成了需求者的"上帝"，為競爭"緊缺物資"、"短線產品"和生產要素而大顯神通、不擇手段，甚至金錢、美女都給"霸主"獻上。在監督不嚴，防范不力的情況下，這些部門必然會滋生更多的貪污犯罪分子。
接下來貪污輻射對象便是對生產、經營和服務性事業單位的活動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經濟監督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然后再逐漸滲透到司法機關和黨政機關。貪污犯罪為什么要輻射到執法部門和黨政領導機關?這是社會分配不公和部門比較利益均衡化的必然結果。從一個社會而言，如果一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收益豐厚，而另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收益低微，無論這種收益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只要這種現象長期存在，就必然會導致相互攀比，并千方百計追求利益均衡化的趨向發展。要實現利益的均衡化，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手中人權、物權、財權、司法權去撈錢，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現象惡性膨脹。這些部門貪污犯罪的蔓延，便是采取非法手段妄圖實現利益均衡化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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