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4-26) / 已閱10907次
見義勇為對象是否僅僅為陌生人？
楊濤
據城市晚報近日報道，為保護女友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不受劫匪的侵犯，全國知名自由撰稿人阿芒在長春住所樓道里與5名持刀劫匪搏斗中不幸身亡。對阿芒的行為算不算見義勇為，引起了讀者、法律工作者和全社會的關注。吉林省見義勇為基金會的有關人士告訴記者，劫匪直接侵害了阿芒本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阿芒才與劫匪搏斗，這是一起刑事案件。她個人認為阿芒的行為還不夠見義勇為的條件。那見義勇為有哪些條件呢？她的理解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在陌生人人身和財產受到侵害時給予幫助。
見義勇為在目前還不是一個法律上的概念，還主要是由道德來調整。但各地也相繼出臺了一些地方條例，對見義勇為進行了一些規范。從現有的各地相關條例對見義勇為的行為界定來看，主要是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和社會管理秩序、保護國家、集體、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勇于參與刑事犯罪案件的偵破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參加搶險救災等行為。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張旭明對“見義勇為”進行了這樣的界定：“義”指社會正義，“勇”指面對正在發生的客觀上存在的一定危險性的情形，能夠不怕流血犧牲，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去做。中國社會傳統上有“義”、“利”之分，“義”主要指為國家、社會、他人的利益，而“利”主要是為自身個人及自身有密切關系的人如親屬等人的利益。而“天下為公”的思想居由主流，國家與社會支持和鼓勵的當然是為“義”的行為。在這種語境下，吉林省見義勇為基金會的有關人士所作的理解并非沒有道理。
然而，在今天新的形勢下，結合上述的具體的案情，我們要反思的是：把見義勇為對象僅僅界定為陌生人妥當嗎？阿芒所保護的雖然是其女友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但是人的生命與財產有等級差別嗎？因此，筆者建議，在人類趨文明進步的今天，將只要是為維護合法權益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都納入見義勇為范疇，而不管其是為維護誰的利益。理由如下：
一是與我們新修訂的憲法相適應。憲法修訂時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頭一條中增加一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將第十三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些增加和修改體現了對公民的人權與私有財產的尊重保護，公民個人的利益與國家和社會利益得到國家的同等保護。因此，我們也沒理由將為維護自身或親屬的合法權益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置于見義勇為的行為之外。
二是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不管其動機是否為維護自身或親屬的合法權益，但是，從國家產生以后，犯罪就逐步被視為不僅是侵犯了個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破壞了社會秩序，危害了國家的統治。因而，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實際上也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利益。
三是應對現實不管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窘境。在現實中，更多的人面對犯罪，不管是侵犯他人還是自身的利益，大多數人選擇的是忍氣吞聲，不敢與犯罪作斗爭。把維護合法權益與違法犯罪作斗爭不分動機都納入見義勇為中，有利弘揚社會正義。
其實，說到底，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見義勇為價值的權衡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社會主要是要弘揚為國家、社會、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獻的精神，當然，我們有理由說見義勇為的行為不能包括為自身個人及自身有密切關系人的利益而為的行為。如果我們的社會在弘揚為國家、社會、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獻的精神的同時，也鼓勵為公民去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并考慮到這種行為直接或間接上也有利于國家、社會公共利益，那些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見義勇為對象為自身個人及自身有密切關系人的利益。
其次，見義勇為對象的界定還是要考慮到我們現實的經濟實力，畢竟將見義勇為對象的擴大化，必須要有現實經濟實力作保障。這里與經濟實力有關的是折射出我們被害人利益的補償缺失的問題，如果我們相關的被害人補償制度能建立，我們也不必過多糾纏于見義勇為對象是否要擴大。
筆者主張，在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人們對于見義勇為價值理念的更新，將只要是為維護合法權益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都納入見義勇為范疇是可行的。但是，這種擴大并非無限度的，一是必須是限于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因為這里畢竟有直接或間接維護了國家、社會的利益，單純的個人抗災等行為只是涉及社會救濟的問題。二是即使將為維護合法權益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都納入見義勇為范疇，為自身利益的行為與為國家、社會、他人的利益的行為還是要區別對待，畢竟人都是自衛私的，為已奉獻容易，為他人奉獻難，我們要通過弘揚見義勇的行為更多地達到為國家、社會、他人的利益奉獻的目的。因為，為國家、社會、他人，良好的秩序與安全的不幸才有保障，最終也是維護了我們每個人的自身利益。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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