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巖峰 ]——(2000-9-26) / 已閱44489次
英國“適當法理論”之研究
呂巖峰
內容提要 “適當法理論”是英國學者創立的一種沖突法學說。它發端于合同法理論，而后擴展到侵權行為及其他領域。其宗旨是以“適當”為原則來確定準據法，以期公正地處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判當事人各方面之權利和義務。它提出的“當事人意圖”和“最密切聯系”的規則，實際即“適當”原則的具體化，是為確定“適當”的準據法所提供的準繩。它強調依據涉外民事關系的具體情況，靈活地解決法律適用問題，反對傳統沖突規范的僵固性和封閉性。“適當法理論”的形成和演變根源于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反映人們對法律的公正與合理精神的追求，為正確解決法律適用問題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啟示。
“適當法理論”（the proper law
doctrine），是英國學者在19世紀初提出來的一種沖突法學說。它以其特有的體系、原則和方法，在學說林立的沖突法學領域獨樹一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各國的沖突法產生著愈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意義和價值是如此受到人們的肯定和重視，以致被認為是英國學者對沖突法學說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一、“適當法理論”的起源和演變
“適當法理論”發端于合同領域，后來又擴展到侵權行為及其他領域。
一般認為，首先提出“合同適當法”這個概念的是戴西（A.V.Dicey），在1896年出版的《沖突法》一書第143條規則中，他最初使用了這個概念。但也有人認為是韋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首創了這個概念，他在1858年所著《國際私法論》一書中說，一個合同違反其適當法時即為無效，但他對合同適當法的含義并未作任何說明，只是主張合同應優先適用交易與之有最真實聯系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其實，對于戴西和韋斯特累克的評價，主要的不在于是誰提出了“合同適當法”的概念，而在于他們對涉外合同關系法律適用問題有著不同的主張，正是這種不同的主張導致了合同領域中“適當法理論”長期存在的“主觀論”與“客觀論”之爭。
概觀“合同適當法”理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它劃分為三個時期：主觀論時期、客觀論時期和現代論時期。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觀點。
（一）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時期
依據戴西的意見，合同的“適當法”應依當事人的意圖來確定，是為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據說，戴西的主張可以溯源到17世紀的荷蘭法學家胡伯（Ulicus
Huber），他在闡明合同的形式和實質要件應完全適用合同締結地法之后，又告誡說：“但是，合同締結地不應太嚴格地予以顧及，因為當事人雙方如果在締約時意在另一個地方，即應以這另一個地方為準”，(1)合同締結地法則不能再適用。莫里斯（J.
H. C. Morris）認為，胡伯的這種告誡實際上等于收回了他的前一種說法。
在案例方面，受胡伯影響的第一個英國案件是1760年的魯賓遜訴布隆德案。在該案中，曼斯菲爾德法官(Lord
Mansfield)認為，在契約解釋和履行方面，一般的規則是應該考慮契約締結地，“但如果當事人訂約時想到的是另一個國家，則該規則允許有例外”。(2)這個案例被認為是適當法理論的起源。不過，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英國法官們經常地適用于涉外合同的，還是締約地法。直到1865年，經過P.&O.航運公司訴香德一案，締結地法才最終被廢棄，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法律的原則才得以確立。在該案判決中，法官們認為：“一般的規則是，契約締結地法支配契約的性質、義務和解釋問題，當事人要么是這個國家的臣民，要么作為臨時居民必須臨時向其效忠。無論屬于哪種情況，都必須認為他們已接受當地實施的法律，并同意當地法律對其契約的作用。”(3)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法官們一方面認為合同的有關問題受合同締結地法支配，另一方面又認為，當事人在何處締結合同，即意味著他們愿意接受該地的法律，并同意由該地法律支配他們的合同。在該案中，原告在英國買了船票——可視為在英國締結合同，又乘英國船舶去往毛里求斯——可視為在英國履行合同，所以，法官們認為，雙方當事人一定想要適用英國法。從形式上看，該案仍然適用了締約地法（即英國法），但實質上，它確定所應適用的法律的標準已不是合同的締結地，而是當事人的意圖。
戴西的主觀論至少在1939年以前是十分盛行的。它通常被概括為兩條規則：第一，如果當事人已明確約定了適用于他們之間的合同的法律，那么就適用該法律體系；第二，如果他們沒有這種約定，就要由法院來假設他們選擇法律的意圖。在1937年訴國際信托人案中，阿特肯法官（Lord
Atkin）明確表達了主觀論者的主張：“就合同的適當法問題可以指導英國法院的法律原則現在已被妥善地解決，那就是當事人意圖適用的法律。他們的意圖將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圖來確定，如果有的話，那將是確定性的。如果沒有被表示的意圖，這個意圖將由法院根據合同的條款和有關的周圍情況來假設”。(4)
施米托夫（Clive M.
Schmitthoff）認為，主觀論者的上述主張存在著雙重的弱點。首先，如果當事人不曾選擇適當法，那么，這種“假設”的過程便是純粹的虛構。因為，顯然，在該案中，當事人從未注意到法律沖突的可能性，并且也沒能為了這種可能而形成一個意圖；其次，明確的法律選擇是“確定性的”這種說法，也沒有顧及到當事人進行欺騙的或規避的法律選擇的可能性。(5)
關于后一個弱點，在1939年的維他食品公司訴烏納斯航運公司案中，得到了彌補。這是一個有關當事人選法自由的“重要原則案例”，被認為標志著主觀論時期的高峰。它的意義在于表明，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它要求“所表現的意圖是善意的和合法的……沒有根據公共政策而撤銷這一選擇的理由”。(6)大法官賴特（Lord
Wright）認為，在遵守這種限制的條件下，當事人的法律選擇是完全自由的，他們甚至可以選擇一個與合同沒有任何聯系的法律。就該案的情況，他指出，“與英國法相聯系不是一個基本原則問題”，(7)該案雖與英國毫無聯系，但當事人卻選擇了英國法。因此就應該適用英國法。
但是，對于賴特的后一種主張，人們多有疑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聯系可能就意味著規避法律。據說，關于如何防止當事人規避性地選擇法律的問題，曾困擾了莫里斯35年之久。他指出，有必要防止當事人規避與其契約有最密切客觀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如果所選擇的法律體系與合同沒有實際的或實際的聯系，法院就“不一定”將明確的法律選擇“視為占主導地位的因素”。(8)他甚至在1940年時與切希爾（G.
C.
Cheshire）共同建議：在每一個案件中，應首先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如果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與此不同，且該合同含有根據合同適當法（即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而不能寫進合同條款的規定時，當事人所作出的法律選擇就必須放棄。從實踐來看，英國法院似乎從來沒有以不存在任何聯系為由，拒絕承認當事人明示選擇的法律。但另一方面，英國立法機關則主張，在當事人選擇外國法，而如果沒有這種選擇，合同本來是由英國法支配的情況下，則要限制這種明示選擇的效力，即英國法的強制性規定仍然必須適用。所以，對于和英國法有聯系的合同，英國的實踐是不允許當事人通過選擇其他國家的法律而規避英國法中的強制性規定的，至于這種法律選擇規避了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其他國家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是否為英國所允許，則不得而知了。
前引阿特肯法官所說的當事人的意圖“將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圖來確定”這句話，其實包含了兩重意思，即當事人的明示的意圖和默示的意圖都要依合同來確定。對于明示意圖的確定不存在什么困難，只是須遵守前面述及的一些限制，方為有效。而如何確定當事人默示的意圖，則是一個較復雜的問題。戴西和莫里斯認為，可以根據合同的條款、合同的性質和案件的一般情況來確定。英國的法官們則經常把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作為確定當事人意圖的根據。這方面著名的案例是1968年佐齊茲訴蒙納克輪船有限公司案。案中瑞典銷售者把一艘船賣給希臘買主，合同規定關于合同的任何爭執應在倫敦市通過仲裁解決，而合同的訂立地和履行地均在瑞典。英國上訴法院認為，雖然除了促裁條款之外，合同與瑞典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但是當事人通過選擇倫敦市作為促裁的地點，便已經暗示地選擇了英國法作為合同的適當法。薩爾蒙法官（Salmon
L.
J.）針對該案指出：“在這樣一些情況下，當事人應該同意合同由中立促裁員根據經常確實支配商事合同的法律體系在中產地區被促裁，這毫不奇怪。的確，在航運界，他們之間的任何爭執將由英國商事法庭按照英國法來解決，這并非罕見”。(9)在他看來，仲裁條款“提供了壓倒任何其他因素的強有力推定”。(10)在維他食品案中，賴特法官也曾經說過：“一項到英國仲裁的合同（如買賣合同）中的條款引入英國法作為支配該項交易的法律，那些經常從事國際商務的人們知道，這樣一項條款是多么常見，甚至在當事人不是英國人，交易完全在英格蘭之外進行的場合。”(11)同樣，合同中關于法院管轄權的條款，也常常被作為推定默示選擇的根據，即所謂“選擇法官，便選擇了法律”。在相當一段時間，這種仲裁和法院管轄條款曾被作為推定當事人默示意圖的最有力的依據。不過，到后來，這種條款的效力不再那樣絕對了，只是作為結合契約的其他條款和周圍相關的事實一起考慮的跡象之一，而在某些情況下，它還須讓位于其他更明顯的跡象。此外，如果合同采用英國形式在倫敦訂立，或者提單以英國形式和英國文字簽發，或者合同中所引的法條和所使用的專門術語（如“Act
of God”或“Queen's Enemies”）為英國所特有，或者合同規定用英鎊來支持，等等，這些跡象，都可以用來確定當事人的默示意圖。
當事人的“默示意圖”，也是當事人的一種“合意”，只是沒有被明確表達出來，所以它可以很恰當地被稱為一種“默契”。不過，這種“默契”必須通過合同條款和周圍情況發出“必要的”暗示，以為法院推定當事人的意圖提供依據。因此，這種“默示意圖”(inferred
intention)同所謂“假設意圖”(presumed
intention)是不同的。默示意圖是未被表達出來的確實存在的當事人的意圖，而假設意圖其實是法官的意圖，是法官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或站在一個公正而正常的人的立場上，設想當事人各方面如果想到有選擇法律的必要時會怎樣作出選擇。前引阿特肯法官的言論中，其后半部分就是講的“假設意圖”。這里有必要指出，“假設意圖”是戴西首創的概念，也是以當事人的“意思”為基礎的，曾是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的一個內容。但是，探究起來，正如施米托夫所說，在運用所謂“假設意圖”的場合，當事人實際上并沒有注意到有選擇法律的必要性，也根本沒有選擇法律的意圖，所以，假設的意圖純屬虛構。由于這個概念實際上只是被法官用來擴大其自由裁量權，或是假借當事人的意圖來掩蓋法官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法律技術或煙幕”，實際上違背了當事人“意思自治”之本旨，所以已經被擯棄。
（二）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時期
到了20世紀中期，隨著對經濟領域中自由放任理論的譴責，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也受到了懷疑。特別是其中關于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情況下，應由法院假定其意圖的主張，受到了駁斥和否定。
如前所述，早在1858年，著名學者韋斯特累克就主張合同應適用與之有最真實聯系的國家法律，他指出：“決定合同自身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在英國將根據實質性的考慮加以選定，應獲得優先考慮者，是與交易有最真實的聯系的國家，而不是合同締結地本身的法律。”(12)在新的形勢下，切希爾積極主張運用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標準來確定適當法，莫里斯也持有相同的見解，從而開始了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時期。
客觀論者的主張在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取得了明顯優勢，并得到了英國司法界的支持。西蒙茲法官(Lord
Simonds)在1951年的鮑尼森訴澳大利亞聯邦這個著名案例中，明確采納了客觀論者的主張。他指出，合同的適當法是“訂立合同所參考的法律體系或者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法律體系。”(13)西蒙茲的這個意見，被后來的許多判決所接受。當然，客觀論者并不否認當事人擁有選擇法律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也不排除對于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的適用。不過，他們堅決地主張，當事人的選擇應嚴格地被限制在同立場本身有聯系的法律范圍之內，并且不允許違背與交易有著重要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規則，而在當事人沒有作出明示的或默示的選擇的情況下，則應適用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法律。前引西蒙茲法官的意見便包含了這個意思，他的所謂“訂立合同所參考的法律體系”，可以被認為是指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體系，而且，它被放在“聯系”的標準之前，這種順序決不能被認為是偶然的和沒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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