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2-22) / 已閱9225次
詮釋“問題到局長一級才能解決”
楊濤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在和平體育館舉行了第12次局長接待日活動。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武長順在聽取群眾反映時，對承辦具體問題的民警發火：為什么非要等群眾把問題反映到局長一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他批評有些公安民警：面對老百姓的難處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是左推右擋的態度，缺乏最起碼的責任心，缺乏對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據《中國青年報》）
應該說，一些本該一線民事就能解決的事情，偏要反映到局長一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現象，在不少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當然，對于不同地方來說，原因不盡相同，但在筆者看來，無外乎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領導無小事，群眾無大事。在一些民警眼里，只有領導而目無群眾，領導能決定自己的福利、業績乃至升遷，而群眾是無法主宰其命運。所以，領導一個電話，他們可以不辭辛苦，而對群眾的困難卻可視而不見。這種心態下，要局長的批示乃至引起憤怒就不足為奇了。
二、辦案與經濟掛鉤，辦案圍繞經濟指標轉。在一些地方，當地政府或公安機關本身給一線民警下經濟指標，分配到所、分配到人，民警的工資、福利與罰款、追贓掛鉤。民警忙于辦那些能帶來效益的案件，群眾的雞毛蒜皮小事當然不足掛齒。
三、一線辦案干擾比較大，需要領導發話來壓陣。許多案件看似簡單，然而里面復雜的因素卻很多，面對窘迫的辦案環境，一線民警也無抵擋之力，只好能拖則拖，等到領導發話了，各種干擾便望而卻步，民警自然對案件迎刃而解。
看來，一味地責怪民警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要真正地解決問題還需在制度建設上多下功夫。針對上述所講的問題，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建立不僅看上而且還要看下的機制，民警的業績乃至升遷不僅是由領導來決定，還要群眾來評判，把群眾是否滿意作衡量民警工作好壞的指標，并真正讓群眾參與到決定民警升遷的體制內來。二是要像四川省、浙江省有關部門一樣，取消所謂的罰款指標，不要讓民警疲命于為經濟發愁，把精力用到為民辦實事上來。三是要建立說情的“防火墻”，不要讓民警的肩膀擔當過多的“不能承受之重”。讓那么干擾者都暴露出來，讓不能見人的東西見見陽光。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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