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東 ]——(2013-12-20) / 已閱10768次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崔永東
管仲曾在齊國進行改革，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管子》一書并非一人一時之作，一般認為該書成書年代約在戰國至秦漢之際這段時期。《管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以法家（齊國法家）為主體，兼采道、儒、陰陽、名、兵等家思想并加以融會貫通。本文僅對管子的司法思想進行梳理概括。本文所稱“管子”均指《管子》一書。
“嚴刑罰”說
《管子·牧民》提出了“嚴刑罰，則民遠邪”的主張，要求掌握司法權力的官員嚴格適用刑罰，讓民眾遠離邪惡。在其看來，“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威嚴的刑罰可以使輕忽怠慢的人認真守法。作者又說：“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意謂必須嚴格施行法令，讓民眾遵守法令，這就是政治。其中也包含了嚴格司法的意思。
《管子·重令》又說：“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姓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姓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這段話所透露的信息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行令”即施行君主的法令，“行令”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律實施，包括執法、司法等活動；“行令在乎嚴罰”的意思是司法上嚴加懲處，“嚴罰”包括嚴格處罰和嚴厲處罰兩方面，后者實際上就是重刑，即加重刑罰。但管子的重刑并非濫刑，而是強調依法處刑。
管子又說：“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審而不行”是說立法周密但不能施行。作者認為，法律不能施行是因為賞罰太輕，反映了其重刑主義的立場。當然，從該書看，個別地方也有“薄稅斂，輕刑罰”之類的話，但這顯然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并不能代表該書主體上的法家傾向。何況“輕刑罰”只是對某些犯罪的從輕考量，并非對所有犯罪都從輕發落或減免刑罰。
主張嚴格適用刑罰，但反對濫施刑罰是管子的一貫立場。該書指出：“凡輕誅殺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引文中的“輕誅”是指輕易殺人，“重誅”是指以殺人為重，即舍不得殺人或者說姑息于殺人。作者認為上述兩種做法都違反了法治原則，法治原則要求法官嚴格依法論罪，既不能不按照法律輕易殺人，也不能對該殺的人不殺，姑息養奸，讓壞人逍遙法外。
刑罰“必信”說
先秦時期的法家人物，在司法上一般主張刑罰“必信”，即對有罪者一定要進行懲罰，以樹立司法的威信和司法官員的權威。《管子》一書也不例外，強調刑罰必信，許多言論可證明此點。如《權修》：“賞罰不信則民無取”；“賞罰不信，民無廉恥”；《法法》：“賞罰必信密”；等等。
基于刑罰必信的立場，管子反對赦免犯罪，主張“罪死不赦”，認為對犯死罪者赦免會破壞司法的權威。又說：“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意思是說遵循公平正直的法律制度，處死犯死罪者不予赦免，依法刑殺而不失信用，民眾就會敬畏司法。相反，“賞罰不信，五年而破”，對于一個國家的君主來說，如果他在賞罰上不講誠信，那么有五年時間就會國破家亡。這句話的警示意義在于：刑罰的信用、司法的公信力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政權的存亡！
《管子·四時》甚至還將執行刑罰、不赦有罪與陰陽消長、四季變化的自然規律聯系起來，認為對犯罪者不加姑息地進行懲罰符合自然規律：“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按照該篇的理論，秋、冬季節是陰氣盛行的時候，此時執行刑罰是順應了時令，因而是天然合理的，而赦免有罪則違反了時令，不符合自然法則，因此是行不通的。此種觀點今日看來并不科學，但是信奉天人合一觀念的古代中國人對此并不質疑，并且在漢代經過董仲舒等儒家學者的努力，被統治者確定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該制度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
管子還指出：“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于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暗化矣。誠，暢乎天地，通于神明，見奸偽也。”這里的“必”、“信”都有堅決、必定、信實的意思。用刑堅決會樹立法律和司法的權威，會潛移默化地取信于民，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而做到這一點，需要統治者“貴誠”即以誠信為最高原則，以誠信的態度從事司法活動。誠信可以“暢乎天地，通于神明”，具有超越的價值和意義，這里的思考已經上升到自然哲學和宗教神學的高度。
“刑罰不頗”說
《管子·君臣上》曰：“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此處的“頗”是“偏”的意思，“偏”即偏私、不公平、不公正之意。句意為刑罰公正，則無民怨。應該說，刑罰不偏不倚、司法公正公平是管子司法思想中的核心價值，盡管其對司法公正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對今天仍有借鑒的價值。
要追求司法公正，就要求掌握司法權力的人必須秉公執法，不讓偏私之心左右司法過程。管子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于人。”“愛人”指親近的人。句意為司法官員不能因為犯罪者是自己親近的人而枉法，他應當懂得愛護法律必愛護自己親近的人更加重要。
《管子·問》又稱“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刑當罪”指罪刑相當，亦即審判公正、量刑適中。作者認為司法審判如果做到罪刑相當，當事人會心服口服，不再為此爭訟。當然，對司法官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
管子還說：“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刑罰適用不當，即使殺人再多也不能禁止犯罪。只有以公心定罪量刑，才能使受刑者無怨氣。“行法不道”即從事司法活動不公道，民眾就不會順從。
《管子·君臣下》又言：“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倍”通“背”，“道”指公道。句意謂君主違背公道，舍棄公法，任憑私意主宰司法，必然導致國家政治的混亂。作者對“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的君主提出了批評，認為其“枉法而從私”的行為導致司法不公，而“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這對執掌司法權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棒喝。“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這是說，先王治理國家，不逞其思慮于法律之外，也不在法律之內行其恩惠，其行為無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做到了禁止罪過而不受私意干涉。
《管子·明法解》云：“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這一帶有結論性的認識強調了如下幾點：（1）法律的實施不容私意干擾，因為私意是妨害公正的；（2）私意左右司法會破壞法治，導致國家的混亂；（3）君主不可因個人好惡來決定刑罰；（4）君主堅持法治原則，法律至高無上，在司法上強調依法論罪。上述看法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教”、“刑”兼備說
“教”是指教化而言，《管子》中的教化既指道德教化，也包括法律教育。“刑”指刑罰。根據管子的觀點，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教化與刑罰必須兼備，它們是治國的兩種手段，兩個抓手，君主兩手都要抓，都要硬。教化權與刑罰權（即司法權）是國家的兩項重要政治權力，君主要坐穩江山就不能顧此失彼，教化與刑罰缺一不可，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輔助的關系。
對道德教化的強調是管子有別于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晉秦法家的地方，在法家內部可謂特色鮮明，反映了齊國法家兼采儒家等各派學說的包容精神。《管子》首篇《牧民》中就提出了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四項基本原則）的名論，認為四項原則缺一不可：“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強調“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上述言論說明作者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道德或道德教化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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