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3-8-5) / 已閱5290次
一、案件審理情況
2009年至2012年，我院共受理并審結貸款詐騙案件3件4人，合同詐騙案件5件6人，詐騙案件4件5人。
二、案件審理中遇到的問題
一是“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缺乏標準。2010年以前的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合同詐騙案件中，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數額在五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但目前相關法律、司法解釋未對合同詐騙罪的“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一般參照詐騙罪的認定標準執行。2010年4月8日起，黑龍江省確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5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5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50萬以上屬于“數額特別巨大”顯然合同詐騙罪比詐騙罪的追訴起點要高四倍以上，但在結果加重時卻適用同樣的標準，明顯違背了立法的原意，加重了對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的處罰。
二是“非法占有目的 ”難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在實踐中，合同詐騙中的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主觀犯意的真實證據往往難以取得，而行為人是否具有此主觀罪過，卻是認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必要條件。而客觀行為又總是和民事行為摻雜在一起，行為方式又往往被行騙者摻進虛假的東西，甚至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因此，認定行騙者客觀行為的真偽往往又要借助主觀方面。
三是合同詐騙與經濟糾紛交織不清。合同詐騙與經濟合同糾紛是兩類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為。這類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現的，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隱蔽性和欺騙性，往往與合同經濟糾紛交織在一起，實踐中，合同詐騙與經濟糾紛界限不清，在確保執法質量的前提下，司法機關只能保守辦案，影響了打擊合同詐騙的準確性與積極性。
四是贓款追繳難以到位。合同詐騙往往涉及大量的金額，嫌疑人通常是騙取錢財后大肆揮霍，給受害人造成大量的損失，對于贓款的追繳，受害人一般都有迫切的要求，公安機關在辦案時也會著力追繳但收效甚微。而案發后犯罪嫌疑人受刑罰處罰，受害人被騙的錢財則無法追回。且此類案件，依法又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難以體現執法的三個效果統一。
三、解決的對策：
一是盡快出臺司法解釋，規范打擊追訴標準。“兩高”應當針對合同詐騙犯罪中的“數額巨大”、“特別巨大”做出司法解釋，以便于實際操作運用。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的市場經濟交易習慣，一般只有在大額交易中才會使用合同的形式進行，因此，合同詐騙犯罪涉案金額在一般情況下都比較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追訴標準也應當結合實際，其“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的標準應當高于普通詐騙犯罪的標準，以防止打擊面過寬。
二是“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強調主觀與客觀的結合認定。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觀一致的結果，但鑒于“非法占有”這種全憑犯罪嫌疑人供述認定的主觀要件，如果一味強調供述認定，在沒有此類證據的情況下，會放縱部分犯罪，但如果將其作為客觀要件認定，又會造成客觀歸罪的結果，因此，筆者認為刑法在將“非法占有”作為主觀要件的同時，可以列舉式方法，明確諸如“取得貨款、預付款后潛逃或不用于履行合同而大肆揮霍的”推定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這樣即可防止客觀歸罪又可防止放縱犯罪。
三是完善社會經濟體制。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遠未發育成熟，新舊體制仍處于轉換的過程中，在宏觀調控及微觀管理方面都還存在著一定的漏洞，如果在市場準入制度、主體認證制度方面完善加以完善，就能使得人們在簽訂合同時方便快捷地了解對方的資信能力、經營狀況等，也就地法給詐騙分子以可乘之機。
四是加大財產刑的執行制度。刑法財產刑中的罰金、沒收財產刑，是對詐騙犯罪最直接的經濟制裁手段，司法實踐中，應當在打擊合同詐騙犯罪分子的同時，加大從犯罪經濟成本角度考慮對行騙者予以經濟制裁。進一步完善財產刑的執行制度，促使罰金和沒收財產能夠執行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