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華丹 ]——(2013-1-25) / 已閱3945次
案情：
張某駕駛中型自卸貨車從家門口倒車上公路時，將李某撞倒，李某當場死亡。案發后，張某將車駛回原處（距事故發生地僅幾百米遠），用手機撥打120急救，并騎摩托車接醫生到現場救護，接著撥打報警電話，等待交警部門的處理。
分歧：
對于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在明知自己造成事故的第一時間不履行搶救傷者的義務而是將車駛回原處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雖然在發生事故的當下沒有立即進行搶救傷者，但是隨后張某采取了積極搶救傷者并進行報警，故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評析：
兩種意見的分歧的焦點在于張某將車駛回原處的行為被包括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的解釋——“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之列。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即張某將車駛回原處后再采取救濟措施，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理由有以下幾點：
首先，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交通事故，不履行法定的搶救傷員與財產、報案、接受處理的義務，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動機一般是逃避搶救義務以及逃避責任追究。這種動機是積極的心理活動。雖然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但僅就逃逸行為而言，具有直接的行為故意。因此只有行為人對肇事行為明知，同時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本案中，張某在將車駛回原處后撥打了120急救電話并騎車接醫生到現場，還撥打了報警電話，這一系列的行為均充分表明了張某有著積極搶救傷者的意識，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圖。
其次，對于張某是否存在離開事故現場的客觀行為涉及到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空間要素問題。在學界部分學者認為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不深。因此，對其處理不宜過重，具體把握尺度也宜寬不宜嚴，所以要對逃逸行為的時間和空間作必要的限定。本案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張某將車開回僅離事故現場幾百米遠的地方，這么近的空間距離，筆者認為，對張某的行為認定應本著“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不宜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最后，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標準是有離開現場的客觀行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目的，兩者缺一不可。所以即使肇事者將傷者送到醫院，但其給傷者或家屬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聯系方式后離開醫院的即有逃避法律責任的主觀目的的表現仍然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本案中，張某將車駛回原處是否屬于“逃離事故現場”是有爭議的，并且其積極搶救傷者的一系列行為充分表明其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目的”，因此應認定張某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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