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云輝 ]——(2012-12-19) / 已閱4479次
不能將中國法學和西方法學切割開來,力圖從西方法學切割中實現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恐是徒勞。恰恰相反,中國法學應匯入人類文明潮流中尋求自主性發展
□熊云輝
新中國成立63年來,中國法學從曲折中逐漸走向繁榮,先是“廢除六法全書”,全盤學習蘇聯法,后經歷了文革中的“死”和改革開放后的“生”,新世紀到來后,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自主性發展。中國法律人在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導引下,力圖建立兼顧中西又不同于西方且適應中國實踐需要的“中國法學”,這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法律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所以像“中國法學何處去”“當代中國法治話語體系的構建”等議題受到學界廣泛關注,討論頗為激烈。實在地說,創建“中國法學”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節。當然拋開感情用事不論,當代中國法學自主性的爭論不過是近百年來歷史長河中中西之爭的又一次泛起,其遭遇的現實性難題較之以往則更為深刻而復雜。
中國還是西方?自從中國遭遇西方以來,中西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存在,在當代中國,還存在加劇的傾向。堅持中國,抵制西方,似乎是國家層面話語的主基調。中國法學自主性議題也因而獲得相當的正當性,備受官方和學界推崇�？陀^地說,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其原因在于,一百多年來,中國已匯入西方文明洪流中,離開西方,根本不能將中國自己闡釋清楚。1949年之前,無論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還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是循著西方的影響前行。1949年后,實行的社會主義也是舶來品,因襲蘇聯,源頭在西方。如此看來,中國法學離開西方,幾乎是無源之水。所謂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多半高懸于“理想圖景”中而無實踐之累積。也許,中西之爭根本就不應該有非此即彼的判斷,也不能將中國法學和西方法學切割開來,力圖從西方法學切割中實現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恐是徒勞。恰恰相反,中國法學應匯入人類文明潮流中尋求自主性發展。
社會主義法治如何發揮實效?從原初意義上看,法治就是法律的統治和良法之治,無姓“資”姓“社”的問題。隨著西方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也發展出了現代法治,即韋伯所稱的“形式合理性”,由于其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故被稱之為資本主義法治。社會主義也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其是為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缺陷而提出,是后資本主義的西方理論。依據該理論建立起的法治而有別于前述現代法治,被稱之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集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為一體,全面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準確把握了社會主義法治內涵。理念上將二者區分開來較容易,但如何實效性發揮社會主義法治優勢則是一大難題。在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法治占據主導地位,并保持著強勁的話語優勢。面對強勢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如何保持話語優勢又是一大難題。社會主義法治必須接受話語優勢和實效優勢雙重考驗。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與社會主義法治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社會主義法治話語優勢的獲得有賴于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而社會主義法治的實效優勢則構成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的實踐基礎。
“自主性”的內涵如何界定?憲法規定,我國一切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政府、法院、檢察院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據此,我國國家權力結構可表述為“人大產生下的一府兩院制”,它具有類似“議會至上”的屬性,即人民至上,而不同于一些西方國家的總統至上。人大產生下的一府兩院制體現了權力分立的特征,即立法權、行政權分別由人大、政府行使,司法權采審判權、檢察權二元分立,分別由法院、檢察院行使。由于其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這就強化了權力自上而下的縱向監督與制約,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權力結構的橫向制約,因此不同于外國三權分立的橫向制衡體制。根據現行體制,司法要以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為指導。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是依循還是撇開現行體制,這關乎“自主性”內涵的界定。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的命題是針對西方法學話語而提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依循現行體制是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應有之義,換句話說,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是我國現行體制的自然延伸,而不需要另辟蹊徑。倘若以三權分立為基礎來探討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的問題,則意義全失,而且沒有必要。至于其最終能否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康莊大道,則有待于實踐的驗證。
總之,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一題,是中國遭遇西方的中西之爭的又一次討論,應從歷史深處走來,以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待其意義�，F實地看,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需要厘清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人大產生一府兩院與西方三權分立等關系；長遠地看,中國法學自主性發展的探討,既要著眼于人類社會福祉,更要著眼于生長于斯的中國人民福祉,當需深思、慎思、廣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