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選君 ]——(2012-9-27) / 已閱7102次
農村大額賠償糾紛調解淺議
云南省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司法局中屏司法所所長 李選君（13700615495）
傳統的農村糾紛一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經濟賠償，近年來常有一些糾紛涉及較大數額的經濟賠償，特別是鄉鎮調委會會接到要求賠償幾萬甚至上百萬的調解申請，遠超出了“家長里短、盆大碗小”的農村民間糾紛范圍，但事關穩定又不能以“上法院去”一推了之。其調解的基本方法、基本風格都與傳統糾紛調解有所區別。本文以“農村大額賠償糾紛”指稱發生于村民間或村民與企業、外地客商、外來人員之間的標的一萬元以上的人身、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并結合工作經驗對這類農村糾紛作一點初步探討。
一、農村大額賠償糾紛的產生背景
1、農民自用機動車大幅增加。隨著農用車和摩托的逐漸普及，農村出現交通事故的頻率大幅提高。
2、農民自建樓房違法發包現象日益突出。由于農村村民自建洋房投資額一般在二十萬元以下，建筑公司不愿承包，農民只好承包給無資質的施工隊，安全保障措施難于到位，發生安全事故的幾率較高。
3、農村基礎設施項目增多，施工企業與打工的農民之間發生工傷保險待遇糾紛也大量產生。
4、國家建設項目或企業的大型開發項目涉及征用農戶土地，大量的征地補償費兌現給農戶后，村民之間村民與荒山承包人之間常常發生爭議。
5、農村集鎮土地大幅升值，村民之間常為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發生爭議。
二、農村大額賠償糾紛類別
1、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
2、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
3、工傷保險待遇糾紛。
4、環境污染損害糾紛。
5、征地補償糾紛。
6、小集鎮范圍內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侵權糾紛
三、農村大額賠償糾紛的特點
1、社會影響面大。這類糾紛發生、調處、各方訴求、調解結果都在鄉鎮范圍內成為口口相傳的“新聞線索”，甚至糾紛雙方的態度都會成為道德評價的對象。調解結果，在鄉鎮范圍內成為日后的“判例”，成為村民了結類似糾紛的重要參考依據。人民調解員特別是主調解員也會隨之變成公眾人物，受到廣泛關注。
2、村民參與度高。糾紛的發生往往成為社會事件，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村民往往為一方當事人“鼓與呼”，成為村民對公共事務處理的一種重要參與方式。與傳統的地界、墳山糾紛容易引起械斗不同，在“事件”中，族人、親戚反而比較冷靜，參與的村民都用相對正式的渠道向調委會表達觀點，即便采用極端的方法也只限于公眾能容忍的范圍，如采取停尸路中阻塞交通等手段時也會采取時通時阻、對特殊車輛讓道等方法，調解失敗的不良后果是集體上訪而不會是群眾性的械斗。
3、政府壓力大。糾紛的發生因其社會性給政府帶來強大的壓力，但糾紛的解決又無法通過純“官方”的途徑實現，鄉鎮人民調解委員會逐漸以社會組織的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其半官半民的身份恰好比較適應糾紛調解者的角色，所以政府會對調解給予物質和社會資源的支持，并與調解員保持必要的溝通，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表達政府對調解結果的期望。
4、調解過程長。這類糾紛一旦發生，調解員三言兩語個把小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往往是少則一天，多則十日。因雙方都要對對方“探底”，對自己的期望值進行調整，在這個過程中不只調解員使用調解技巧，糾紛雙方也在使用調解技巧，甚至不斷調整調解策略，調委會開會討論調解策略時，糾紛雙方也各自在開會討論調解策略。調解到后期會變成有第三方主持的談判。
5、調解資源占用較大。糾紛發生后，鄉鎮調解委員會在政府的支持下會調用鄉鎮范圍內適當的調解員參與調解，對糾紛當事人有影響力的鄉紳需要政府動用社會資源進行勸說，調解員要與幕后“關鍵人物”對訴求合理性進行對話。特別是一方當事人有政府背景時需要政府去“消除”背景。
6、調解成功率高。與傳統的民間糾紛相比，農村大額賠償糾紛的調解成功率非常高，一年內成功率百分之百都很正常。糾紛雙方在調解過程中情緒化的表現都有某種程度的表演色彩，雙方往往保持高度理性，都要在調解中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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