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緣求 ]——(2012-7-20) / 已閱26633次
因此，在這類案件中，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哪種推定更符合社會現實和日常情理。
面對夫妻雙方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這一事實，丁金坤律師推定為父母將房屋贈與給未成年子女，而上海高院的推定是“將該房屋視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的共有財產”，杭州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就是采納了上海高院的觀點。而最高法院和江蘇高院則沒有丁金坤律師和上海高院那么自信和果斷，只是說不能僅僅根據房屋登記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事實即認定房屋歸未成年人所有，而應當在個案中審查考量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來認定房屋歸屬。
也許丁金坤律師認為，他的這一推定既符合不動產登記的物權法規則，又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但是，這一推定是否符合社會現實和日常情理呢？客觀地說，丁金坤律師的這一推論純屬一廂情愿和書生論道。如果丁金坤律師的這一推定符合民事證據的蓋然性規則，根本就不會有最高法院、上海高院和江蘇高院的上述指導意見了。
正如最高法院、上海高院和江蘇高院在相關指導意見中所指出的，現實生活中，父母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情形非常復雜，絕對不能一概推定為對子女的贈與。實踐中，的確是有一些父母由于經濟條件很好，在擁有多套房屋的情形下，為子女準備婚房等原因，為未成年子女購買房屋，并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但是，也大量存在其他情形和原因，比如因為擔心后續的過戶費用或者以后可能會征收的遺產稅，甚至只是因為不愿意暴露財富，而直接將所購買的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
還有一個事實必須考慮的是，相信很多的中國父母在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時，根本就沒有想到夫妻雙方有朝一日會以離婚收場。丁金坤律師在博文中特別強調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我可以舉出若干相反的可能性來說明這種對贈與的推定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合理。
比如，夫妻雙方將僅有的一套舊房出售，購買了一套更大的新房，聽從了中介或朋友的勸告，想想反正自己去世以后房屋總歸是兒子的，而且兒子作為遺產繼承房屋的話，兒媳婦是有一半份額的，如果兒子離婚，兒媳婦還能分到一半房屋，不如直接將新房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算了，省得以后麻煩。這對夫妻根本就沒想到他們以后可能會離婚，但最后他們確實離婚了，如果按照丁金坤律師將登記房屋推定為贈與的觀點，這對夫妻在離婚時將無房屋可分，只能寄于未成年人子女籬下。再假設以前的未成年子女此時已經成年，并且娶了媳婦忘了娘，不讓父親或母親共同居住，這對一心為兒女的父母將可能面臨無房可住的窘境。實際上，即使夫妻雙方擁有兩套房屋，也會面臨以上類似的困境，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
這里的關鍵在于，在國人的心理和習慣中，想到以后會離婚的人不多，想到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人名下即屬于贈與，自己以后根本沒有份額甚至無權居住的人不多。在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人名下的原因和情形如此復雜多樣的情況下，能簡單劃一地將其一概推定為贈與嗎？
綜上，本人認為，將父母把房屋登記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行為一概推定為贈與，與社會現實和日常情理不符。個人觀感，上海高院和杭州法院推定為家庭共有財產，可能更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當然，這需要充分的調查研究的數據來予以證實。所以，盡管最高法院和江蘇高院的觀點看上去有點騎墻，對辦案法官的審查要求也很高，但卻最符合法理和現實。
為什么說上海高院和杭州法院的推定可能更符合社會實際情況呢？我贊同儒墨律師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權屬爭議”一文中的分析：
《合同法》第185條，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監護人，若贈與方與受贈方的決定權均集中于父母（或一人），此點，區別于他人贈與房屋給未成年子女，前者意思表示并不必然具有認真思量過程，后者雙方往往具有充分磋商的過程。
立于不同案件，或案中所持觀點迥異，但擺脫案件本身的利害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登記于一方名下，該房屋便歸屬此方的情形恐不多；
七、四駁丁金坤律師——是否只能根據不動產登記的登記人來推定贈與的意思表示？
丁金坤律師聲稱：“父母把房屋登記在小孩名下，就是把房屋贈與給小孩。”但是，能否只能直接根據不動產登記的登記人來推定贈與的意思表示呢？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25次會議通過）（下稱《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七條的規定，作出了相反的回答，為本文的上述思路提供了另一個例證。
《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七條規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
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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