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成偉 ]——(2012-6-8) / 已閱7975次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國傳統司法文化，曾經歷過數千年的歷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別于東西方各國的鮮明特色，同時也積淀了體現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現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禮記·禮運篇》當中就明確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華民族的先賢把推行“天下為公”的理念看成是發揚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華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體現在司法活動當中，則集中反映在他們對“公之于法”的精神風貌的認識上。
據《漢書》列傳第四十二·《張釋之傳》載：漢文帝時任廷尉之職的張釋之在處理犯蹕案時，對當事者采取了“罰金”的處罰，并沒有順從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罰。當時他引用的法理根據是：“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說：“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張釋之看來，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須遵守，如一味順從文帝采取重罰，有違公正執法的精神，并會造成法律審判失信于民的嚴重影響。正因為他的據理力爭，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認可這一判決的結果。
同樣，唐朝貞觀時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認識。他從“天人合一”的觀念出發，提出“天道”與“人道”的統一觀，并認為“天無私覆”的天道觀要求人間的大道觀與之相一致，進而認為無論在立法，還是在司法審判中，都必須倡導“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據《貞觀政要·公平》載：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確提出“公之于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于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在他看來，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懲惡過重，或對災民處理從輕，都可以為民眾所接受。因用法為公，是會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準精神
中國古代的“中”是哲學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領域中，就表現為訴訟、審判乃至行刑的全過程達到最精確的度。
七世紀的唐律集以往立法與司法成果的大成，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與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學提舉的柳赟，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議序》中，對唐律的精確性做出如下的評價：“然則律雖定于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即不及，過與不及，失其均矣。”在柳赟看來，百年多錘煉而成的唐律，已達到“得其中”的精準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棄它都是辦不到的，因為失去了法律準確性。
擔任過清朝刑部尚書的薛允升也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編·序》中，總結說：“（唐律）繁簡得其中，寬嚴亦俱得平，無可再有增減者矣。”也就是認為唐律因在繁簡上達到最精準的度，故在量刑的寬嚴方面也比較公平。
上述評論難免會有溢美之詞，但是唐律無論在立法，還是司法上所體現出的“得乎其中”，即達到比較精確的度，是沒有異議的。其中《新唐書·刑法志》的記述可以作為參考例證：“（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開元）二十年間，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應當指出上述情況是出現唐的升平時期。因為當時統治者奉行“可殺可不殺者，不殺”的刑事政策，所以運用死刑比較精準。
但在武則天當政時期，由于內部權力爭奪達到白熱化程度，據《舊唐書·酷吏傳》載：武則天一反前制，重用酷吏周興、來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貫鼻，禁地牢中”，并“絕其糧餉”，“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以至“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以至唐中宗也不能不承認，“（當時）冤濫之聲，盈于海內。”
可以想見，即便在唐朝，司法活動“得乎其中”也只有相對的意義。不同的時期則有不同的表現。
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則天為大周天子后曾親撰《臣軌》一書，在其《廉潔章》中，強調清廉之德是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員自當如此。即所謂：“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又說：“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財（貴）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對正確行使立法與司法權力的極為重要性。
此外，據《明史·曹端傳》載，明朝循吏曹端總結自己一生行政與司法經驗，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來，惟有秉持廉潔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懾貪吏，贏得民心，公正平允地處理好行政與司法事務。
清代被康熙帝封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龍，曾親撰《親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潔拒賄視為重要的一戒，他認為廉潔是為官的基本操守，受賄則“一文不值”。他告誡自己在內的所有司法官員說：“夫受人錢而不與干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為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龍在這里不僅講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闡明了貪腐受賄其后果的嚴重性，從而引申出只有廉潔自律，才能正確有效地行使司法權的道理。
慎重獄的恤刑精神
在中國傳統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遠見的執法與司法官員，總結歷代特別是本朝的經驗，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極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間的河南巡撫尹會一曾在《健余先生撫豫條教》卷一中說：“凡問刑衙門自應虛衷研訊，惟明惟允，庶幾獄成而孚乃。若以刻深為明察，以嚴厲為才能，任意殘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嚴重后果。而“據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間，生死攸關，更宜詳慎”。所以，“該州縣審理事件，必須心平靜氣，悉秉虛公，度理揆情，務歸平允。”他認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處理好司法事務，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獲得他們的支持。
此外，熊宏備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違北慎刑之德，為謀利而濫施酷刑就會造成“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的悲慘后果，從而告誡各級司法官員用刑不能不遵從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調處息訟的和諧精神
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中國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廣和睦宗族、家庭，親善鄰里的鄉間自治的理念，并主張從這一理念出發，強調所在各地乃至整個國家，在處理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時，首先采用調處與和息的方術，化解基層社會的爭端，以利于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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