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坤瓊 ]——(2003-8-26) / 已閱7925次
對現行再審條件部分條款的愚見
肖坤瓊
《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1）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2）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3）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4）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5）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在這五種再審事由條款中，隨著時易時移，筆者想就其中部分條款略述愚見。
一、對“有新的證據”的思考。
再審條件是決定生效判決、裁定是否喪失法律效力的大事，理應對引起再審的再審條件加以嚴格地限制。第一種事由“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條款中，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引起再審的“新的證據”有原則性的規定，但并沒有象一、二審程序那樣具體規定了那些屬于“新的證據”的范疇。言及再審中的“新的證據”，一般理解為：在原審程序中沒有提出的證據，它包括三種情況：（1）當事人在原審中沒有發現的證據；（2）當事人知道存在該證據，但沒有收集；或者當事人無法收集而向法院提供線索，但人民法院仍然沒有收集到該證據；（3）當事人持有該證據，因各種原因而沒有向法院舉證。如果出現這些“新證據”人民法院就應再審，無疑會鼓勵當事人在一、二審中故意不舉證，而在再審中搞證據轟炸。這不僅擾亂了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而且使當事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提起訴訟，爛用訴權而不承擔訴訟過錯責任。當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進行判決后，當事人一但提出新的證據，人民法院就得再審，進而改判，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明確規定因此而改判的不屬于錯誤裁判案件，但當事人、社會各界往往會誤認為是人民法院錯判。當然，也并不是凡“新的證據”都不理會，筆者認為再審程序有一種“新的證據”可以作為再審的條件，就是證明原審判決、裁定的主要證據是偽證的“新的證據”。而前面所述的三種“新的證據”都不應作為再審的條件。理由是再審的對象是生效的判決、裁定；而一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二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未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由于一、二審程序中所爭議的事實是待定事實，而生效判決事實是已經確定了的“法律真實”，是終結糾紛的標志。因此除“新的證據”能證明原審判決、裁定的主要定案證據是偽證之外，其它“新的證據”，都應按“證據失權制度”處理，即在法院指定或確定的期間或期限內沒有提出的證據，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作為裁判的依據，以此保障生效判決的既判力，維護生效判決的權威性。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主要事實證據不足”條款存在的意義不大。首先分析一下證據不足的情形：（1）原告起訴沒有證據或者反駁沒有證據，而判決確認該事實；（2）起訴是孤證或反駁是孤證，但對方沒有反駁，判決按訴訟默認處理；（3）雙方當事人都舉了證，但證據效力有高低之分，而判決采信低效力證據，否定高效力證據；（4）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效力相當，法官內心善意偏坦，采信一方當事人的證據等等。其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些證據不足的原因，都因新的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建立，而可以歸入采證程序違法范疇來處理，實際上可以刪除該條件。
三、“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應作修改。
大家知道，再審的審查對象是生效判決、裁定，而生效的判決、裁定是原審法官代表原審法院作出的。要研究符合再審的條件，除了要研究再審的硬件，即適用法律錯誤、程序違法、新證據等之外，還應研究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按照人類社會學的觀點，人的內心同時存在著良知和惡念，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是由良知所驅使，所作出的裁判即使有偏坦，也是善意偏坦。當然，這有個度的問題，超過一定的限度則為惡意偏坦。如果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是由惡念驅使，所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惡意偏坦。在一定限度內的善意偏坦，可以理解為法官的自由心證的范疇。惡意偏坦則包含了惡念驅使和無知驅使。“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審條件，僅是惡念驅使下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現，而“顯失公平”的惡意偏坦卻沒有包含在其中，因此，筆者認為應該以“惡意偏坦一方當事人”作為再審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