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俊峰 ]——(2003-7-12) / 已閱10951次
誰能對市政府的違法文件說不
蔣俊峰(江蘇省泰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一位朋友透露：他居住的地級市只有當地產的摩托車才能上到牌照，外地產的摩托車在當地雖可買到，卻上不了牌照。就其原因，原來，當地有一家名氣很大的企業，生產多種產品，其生產的摩托車質量一般，遠遠不能滿足當地居民的生活生產要求，銷售量逐年下降，導致大量產品的積壓。為了能把這些摩托車賣出去，市政府以會議紀要的形式做出一項決定，只允許車管所給本地產的摩托車上牌照，試圖通過這樣的措施把當地產的摩托車賣出去。
朋友對法律略知一二，這樣的行為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明文禁止的。該法第7條第1款規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經營者正當的經營活動。”但這種行為的意圖卻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為了遏制外地產摩托的銷售量，擴大本地產摩托的銷量。但這種行為無疑是違反該法立法宗旨的，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具體表現，同時也變相剝奪了公民自由選擇產品的權利。
然而，該決定實施已達三年之久，在這一千多日之中，不少人早已認識到這樣的決定顯然違法，卻沒有一人可以通過法定途徑糾正這樣的違法決定。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有這樣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而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能提起行政訴訟。但朋友卻不愿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朋友的回答并不是沒有道理：“起訴？這種情況只能起訴公安局，因為公安局才是做出拒絕頒發摩托車牌照這樣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不能起訴市政府，因為市政府發布的決定屬于抽象行政行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不能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法院無權宣布市政府的決定違法。以公安局為被告，一審在區法院，二審到市法院，翻來覆去出不了當地，法院能為老百姓主持公道嗎？再說，既然當地政府有這樣的規定，公安部門也算有法可依，你去辦牌照，他還振振有辭：市政府有規定，外地車輛不給辦。”
朋友的話確實反映了一些問題，雖然地級市頒布的有關規范性文件效力等級很低，僅僅屬于一般規范性文件，根本不是政府規章（經國務院批準為較大的市的地級市才有權制定地方政府規章），更談不上是法律法規，這樣的規范性文件必須不違反法律法規和更高級別的規范性文件的有關規定，否則就是違法的規定，對于違法的規定，人民群眾有權不予遵守，有權要求有關機關對之進行糾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國務院行使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的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撤銷本級人民政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的職權。第五十九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行使改變或者撤銷下級人民政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的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七條規定, 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定不合法，在對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時，可以一并向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對該規定的審查申請。第二十六條規定：復議機關對該規定有權處理的，應當在三十日內依法處理；無權處理的，應當在七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在六十日內依法處理，處理期間，中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
由此可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要求行政復議機關對該規定的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為什么不行使這種審查請求權呢？朋友說：“對區、縣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可以向區縣政府申請復議，也可以向市公安局申請復議，無論是區縣政府還是市公安局，都是市政府的下屬行政機關，無權審查市政府的決定。根據行政復議法規定，應當在七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但是下屬行政機關有這個膽子嗎？”
朋友又說“雖然有關機關審查并改變人民政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而且這種權利是一種職權，不僅僅是權力，也是職責，不能夠象單純的權利那樣想行使就行使，不愿行使就放棄，職權不能放棄。但人大及其常委會通常不愿意或者不敢行使這些職權，更何況行政權力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誰愿意惹麻煩？”
省政府、國務院能夠撤銷這些不合法的決定，朋友為什么又不愿去反映呢？我沒有問他這個問題，他也沒說，不過，要使省政府國務院知道有這個不合法的決定也并不容易。朋友說的另外一番話使我有所感悟：“法律上確實是這么規定的，但規定歸規定。我上次遇到一個法官，就向他咨詢，他勸我不要找麻煩。他說這事難辦，法院也受地方政府領導，法院的大樓也建在當地的土地上，法院的人事權也掌握在當地領導手中，法院的人財物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真要訴訟，法院也要掂量孰輕孰重。”
靜下心來想想，老百姓真不容易。一個決定就把老百姓應當享有的一些合法權益給剝奪了，而要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又是何其不易。買了外地產摩托車，只能千方百計到其他地方辦牌照，沒有外地身份證就借用別人的身份證，也有人辦個外地的暫住證，甚至花上幾百元偽造一個身份證，帶來諸多社會治安問題。有的人干脆不辦牌照，遇到交警，膽大的打開大燈向前沖，膽小的打道回府，并由此造成了交通事故等其他問題。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及有關部門出于某種不合法的目的，隨意的制定什么決定、命令，任意剝奪公民本應享有的合法權益，卻得不到及時的制止，這樣的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威信如何可想而知。行政機關在查處他所認定的“違法”事件的同時，通過另外一種“合法”的形式，卻做出違法甚至違憲之事，又有何臉面糾正他人的違法行為？更何況他人的行為其實并不違法。“什么是法？本官的話就是法！”的時代雖然一去不復返了，惡法非法的觀念也不斷深入人心，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聲音也不絕于眼耳，某些政府部門為什么不能加守法意識，加強自制，把這些要求落到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