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學權 ]——(2003-7-5) / 已閱12974次
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困難與出路
吳學權 陳沖
法院改革由審判方式改革（如加大當事人舉證責任、改變庭審方式等）開始推進至審判組織改革（如還權于合議庭、獨任庭，審判長選任制等），由于改革僅在低層面上推進，而未注意到系統改革的跟進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帶來的效用正在逐步減弱。最高法院提出的《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應時出臺，這涉及法院審判主體改革問題，屬于諸項改革的關鍵之處，屬“點睛之筆”。因為“在各項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作為基層法院，也面臨法院職業化問題，法官職業化將有可能解決目前法院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不實行法官職業化，基層法院的改革將受到瓶頸制約。同時作為全國法院中數量最多、法官人數最多的法院，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不推進，也會影響全國法院整體法官職業化建設步伐。筆者作為基層法院的一員法官，對此也倍加關注�；鶎臃ㄔ悍ü俾殬I化建設的積極意義和實現途徑論著頗多，我不再多作論述�，F就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所面臨諸多現實困難以及解決困難的途徑，談一點粗淺看法。
一、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建設所面臨的困難
1、法官員額少與案件數量多矛盾。根據最高院的意見，法官員額將根據審判任務量、轄區人口和面積、經濟發展水平等各種因素在現有編制內合理確定。法官職業化實質和目標是法官的精英化，法官員額的確定，意味著法官數量的減少。這意味著目前在法院檔案、政工、后勤等部門的“不辦案法官”將不再有法官名義（這無疑是正確的），同時也意味著目前在一線審判部門審理案件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中，為數不少的人員將不再有審理案件的權限。這將進一步加劇人少案多的矛盾。以我院2002年民商事案件審理為例，2002年案件數是4733件，審判員（包括助理審判員）共33人，人均辦案144件。如以現有審判人員1/2至1/3確定法官員額，人均辦案將為288至432件，這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數量也是比較高的，法官辦案壓力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集審判職務與行政職務于一身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以業務素質論，他們也是法官中的精英），將占據大部分法官員額（在基層法院的話，如給予20—30個法官員額，可能已全部占據）。但目前此類人員辦案數量極少，他們擔當的職務所面臨的行政管理、工件協調等行政事務相當繁重，此將使法官員額少與案件數量多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取消院、庭長設置不現實，減輕他們的行政事務也不現實，不讓他們占據法官員額更不現實，這是確定法官員額所面臨的客觀現實困難。
2、法官遴選困難。法官職業化的重要步驟是抬高“職業準入”門檻，可能作為高級法院、中級法院相對容易達到，而基層法院則比較困難。法官遴選無非兩條路徑，一是從內部，一是從外部。從內部而言，近年來基層法院由于編制原因進人極少（如我院自1995年以來，只進了3個法律專業本科生），內部人員多數年齡偏大，幾年后法官員額出現空缺，可遴選對象有限。從外部而言，基層法院法官待遇低，法官地位不尊榮（在外人眼中法官即是公務員），對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律人員吸引力不強。即使能遴選到，人員素質也會相對偏低，不能“來之即戰”，法院還要投入大量精力、財力培訓，此將失去法官遴選的價值。
3、法官職業化與目前基層法院司法任務有矛盾。基層法院目前解決的糾紛數量多，但案件相對簡單，多集中在幾大類型，以民事案件為例（民事案件無疑為基層法院案件大頭），多集中在婚姻類、侵權類、債務類案件。基層法院法官主要面臨的問題是事實認定問題，而非法律問題。而事實問題認定主要有賴于法官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和司法技巧、技能的掌握，而非法學理論水平的高低。根據學者朱蘇力的實證分析，基層法院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所謂職業化法官審理 ，提供給專業型、復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空間不大。
4、法官職業化與社會對基層法官的要求有矛盾。法官職業化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脫離社會和民眾現象，而這與當今社會和群眾對基層法官的要求相反，無論是政府還是普通群眾，都要求法官多充當“法律咨詢人”的角色，要親近社會、貼近民眾。
二、解決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困難的出路
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面臨的問題很多，涉及司法體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經費保障等多個層次，很多問題不是憑法院一家所能解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法院在此過程中無所作為，相反，法院在此過程中應積極創造條件，形成科學系統的改革思路，從自身角度積極推進，以內部改革來促進外部改革。
同理，基層法院法官職業化存在著諸多困難，有的困難不是一時兩時就能解決的。但如果理論支撐得好，很多困難也可以憑借法官職業化建設，加以配套改革而取得實質性進展。筆者的設想是：
1、與法官員額制同步推進，對案件進行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劃分，實行案件分流、程序分類。目前社會原有糾紛解決機制或受到輕視，或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狀況，呈萎縮態勢。大量的糾紛進入法院，法院總體案件近期內不會有明顯下降。法院目前能做的就是將案件進行繁簡分流，結合審前程序改革，將大量案件解決在審前程序。通過審前程序，由審前程序法官（應是法官助理，而不是由職業法官擔任）將大量事實清楚、當事人無爭議案件或當事人不到庭的案件（需修改民訴法，設立簡易判決制度）或調解或簡易判決進行解決，估計這樣可消減現行案件的60％—70％。將案情復雜、法律關系相對復雜的案件由審前程序法官組織當事人交換證據，確立爭點后交法官審理，這樣庭審程序較現在也將大為簡便、快捷。估計這樣的話，庭審法官數量要求將大為減少，案件裁判權將集中在少而精的具有法官員額的法官手里。
2、區分不同層次的法官職業化標準。基層法院法官側重于解決糾紛功能，注重個案的細節和事實問題，其要求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對查明事實方面的能力和經驗要求較高，而對于法學理論和學術才能相對要求較低。而上訴法院法官側重于規則制定，對法學理論積累和學術才能的注重明顯超出其在查明事實方面的能力和經驗。不能簡單地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格式來套中國基層法院法官，畢竟基層法院法官主要工作是在了解基本法律原則的情況下解決糾紛，解決糾紛是第一位的任務。故在法官職業化過程中應根據各級法院的工作狀況和關注重點，確定不同的職業化標準。對基層法院而言，法官職業化應側重于法官解決事實爭議的能力和經驗，適當關注法學理論水平。
與此相對應，考慮到基層法院處理同樣數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級法院的工作量大，在確定法官員額時應給予基層法院以一定的傾斜�？紤]到基層法院處理一審案件，花費在事實認定上的時間較多，要適當增加基層法院法官員額，以適應基層法院的司法任務需要。
3、在法院內部，待遇向職業化法官傾斜�；鶎臃ㄔ嚎傮w待遇不高，在可預見的近期內，法院工作人員待遇不會有明顯提高。我們目前可做的是在爭取組織、人事、財政等部門的支持后，在法院范圍內利用法院可動用的權限向職業法官傾斜待遇，以隆職業法官地位，以此來增加職業法官的職業吸引力。
4、確保職業法官工作重心在主持庭審、決定案件裁判。對于大量的案件程序性事務則由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完成。社會對于法院提出的“咨詢角色”要求可由法官助理和專職人員去完成。當然，法官職業化也不意味著職業法官脫離社會、脫離民眾，法官也要注意多接觸了解社會，庭審要保持親和力。
基層法院辦理了占全國80%以上的案件，基層法院是法院工作的重點，也理所當然地是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重點。以符合基層法院實際的改革舉措逐步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這應當成為衡量中國法官職業化建設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