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洋飛 ]——(2003-5-15) / 已閱12210次
談司法解釋的整理
作者：遼寧六合律師事務所 律師 劉洋飛
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有關法律不明確的地方所作的解釋。然而，我國現行司法解釋文件的最后，都要附加一個條款：“本院過去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或者“與本解釋相抵觸的，不再適用。” 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出的司法解釋及與有關機關聯合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凡與本解釋不一致的，按本解釋執行。”那么，到底以前哪些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它沒有指明。這就給法律適用留下了一個盲區。雖然，最高兩院也經常對以前做過的司法解釋進行清理，定期發布廢止目錄，但是，除時間滯后外，目前它清理的最小單位是一個文件，對一個文件或司法解釋整體中的某一條款還沒有進行清理廢止。然而，我國的司法解釋，又多是以“若干問題”形式出現的，它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所以，在某一條款沒有明確被廢止之時，如何判斷該條款與新的解釋“不一致”，就成為新的問題和新的糾紛。這樣，不僅舊的糾紛沒有解決，反而又產生了新的糾紛，使糾紛愈演愈烈。
例如，對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是否可提起行政訴訟問題。依據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聯合作出《關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規定“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從行政訴訟的理論來分析，這種規定是不可取的。因為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是依行政職權作出的行為。該行政行為雖不是最終處理行為，但是它是最終處理行為的基本依據，而且這個基本依據目前是最終的，司法機關不可改變。一般情況下，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均依據該行政行為做出處理，所以，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行為，直接對當事人產生影響，是可訴的行政行為。然而，由于當時在行政訴訟法實施初期，可訴行政行為僅限定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這種限制性解釋。
二○○○年三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解除了可訴行政行為僅限定為“具體行政行為”的這種限制，將可訴范圍擴大到“行政行為”。即：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 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該《解釋》第87條又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釋以及與有關機關聯合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凡與本解釋不一致的，按本解釋執行。”那么，根據這一條規定，1992年的有關規定與本解釋不一致，應當以本解釋為準。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各地人民法院仍然不予受理，理由很簡單，即最高人民法院沒有明確指出“廢止該條規定”；法官也“看不出來該條規定與新解釋不一致”。現在很難恭維法官的業務水平，它們習慣于明確解釋，當他們聽到不同意見的時候，總是要反問一句：“你說的規定在哪里呢？”他需要的是最明確的規定，而不是原則性的或者抽象性的規范。就象“男人要上男廁所，女人要上女廁所”這樣的問題，他也要問一句“這個規定在哪呢？”如果你像推倒數學公式一樣給他推倒出來時，他認為這是推理，他需要的是“明確規定”。是的，司法解釋應當以明確為原則。
那么，為什么最高兩院在新的司法解釋中不明確指出以前哪個地方“不一致”，而明令廢止呢？不得而知。恐怕這是一個法律“編篡”問題吧。目前，我國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機關，對此
均望面卻步。
例如，關于執行工作的司法解釋，紛繁復雜。199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
題的意見》出臺，對執行工作做了較集中的規定；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該《規定》更集中地規范了執行工作。但是，它的結尾仍然注上了一句：“本院以前作出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有抵觸的，以本規定為準。”。那么，他為什么不能將以前散在于不同規范中的全部有關執行工作的解釋做以清理，而明確規定“以前關于執行工作的解釋全部廢止”呢？最后形成一種局面，即：新、舊解釋并存。
新、舊解釋并存，難壞了執法人員，他們在對比中進行選擇：在新、舊解釋中，明確不一致的，以新解釋為準；不明確不一致的、抽象性概念的、或者法官理解不了的，仍以原解釋為準。這種局面的結果，必然造成適用法律的混亂。由此也使司法解釋或請示性批復的數量增加。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給予高度重視，拿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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