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勇 ]——(2011-8-31) / 已閱9902次
應試教育已經挽救不了中國
——國人應普及“道德教育”
無論是清朝的文字獄，還是近現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很大程度的打壓和迫害，以至于在改革開放之后又掀起了一股“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學習之風。在改革開放之前及之初，教師一直是一份非常不受人待見的職業，待遇非常之低姑且不說，甚至一度被人視為“臭老九”。到了八、九十年代，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逐漸重視，教師的待遇及身份也是逐漸提高。那時，初中畢業后要是能考個師專，從而吃上商品糧，拿個鐵飯碗，那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在南方，考上的學生請上一個年級的老師、學校領導以及親屬吃飯那也是常有的事，甚至會在村里敲鑼打鼓，“到處張揚”。由此可見，教師這一群體是受世人認可的，也是受人尊敬的。在那時，老師確實也是一門心思放在學生的教育上，雖然是應試教育，但是教師的師德至少是純真的，他們會引導著學生不斷進取，會用心感染著每個學生“尊師守紀，善待他人”。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經濟的“跨越式”式發展，國家所倡導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漸“深入人心”。無論是賦有國家根基的“國企”，還是肩負“普世價值”的學校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企在伴隨著工人下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進行了企業改制，漸漸地成了個別人的企業。而學校的很多優秀教師也經不住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的誘惑，大批的下海或者前往深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發展。從而導致大批教育人才的流失。在農村，有些小學教師整天沉迷于麻將等賭博活動，對學生缺乏真正的教育，再加上家長外地打工，以至于孩子們很小就沉迷于網絡游戲，完全與現實脫節，與道德脫節。有的小孩為了獲取上網費用，騙、偷、搶等無所不用，據網上報道，有的小孩為了上網甚至將父母殺害。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不幸，更是一代人、一個國家之不幸。
雖然在九十年代末就開始倡導素質教育，但是收效甚微。或許，國家將發展經濟，擺脫貧困放在了首位，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的發展。因為，在GDP逐年以8%以上增長的同時，國民的道德素養卻在以近乎20%的速度遞減，以至于現在的中國人，只要有利可圖，根本無視道德的存在。改革開放三十來年，發展了經濟，卻使國民道德淪喪。很多政府部門，貪污腐敗，老百姓罵聲一片，政府信任度也是逐年下降。如：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貪污腐敗案，地方一些非法強制拆遷事件，武鋼被精神病事件，河南趙作海被故意殺人案件爆出的枉法裁判案件等等。在大學，很多教授們逐漸喪失了師德，淪為金錢的奴隸，什么“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什么“女人在被強奸時應主動遞上安全套”、而“論文造假”、“雇兇傷人”也是時有發生，甚至在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也出現了教授“以保送北大之名，行誘奸中學女學生之實”之丑事。在一些企業或小作坊，一些人為了追求利益，視他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顧。如：地溝油、蘇丹紅、三聚氰胺、毒大米、瘦肉精、塑化劑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甚至連本該是“儒雅之地”的故宮博物館也出現了瞞報文物受損，私自拍賣館藏文物之腐敗事件。而在一些現實生活中，很多人的道德也是極度淪喪，甚至邪惡。如前不久發生的“藥家鑫殺人案”、賽藥家鑫的“李昌奎殺人案”、以及“上海輕生女子在眾人起哄聲中跳下五層樓事件”……確實是不堪回首。
素質教育，或許確實是太寬泛了，很難真正把握，況且從應試教育一路走來的教師們也著實是無法勝任該重擔，而且國家在選拔人才時也很難制定一個公平合理的標準。因此，在實際生活中，一直無法擺脫應試教育的影子。在這個大的前提下，筆者認為：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發展必須有個過渡，不然素質教育也就成了一個“口號式”的教育，有其形無其實。基于此，筆者呼吁我國的教育模式應向“應試教育加道德教育的模式”轉變，且應該二者并重，或者將道德教育作為優先發展。正所謂“民無道而不立，國無道而不昌”。
作者：北京市博顥律師事務所 徐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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