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杰 ]——(2010-12-9) / 已閱14302次
淺析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的現狀和不足
李俊杰
出于對消費者這一市場弱勢群體的特別保護,我國建立了一些專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其中《中國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就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規定了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的5種解決途徑, 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司法審判程序來解決,相對于其他幾種消費糾紛的解決方式而言是最強有力的。
（一）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的規定
《消法》中沒有明確地規定訴訟制度, 但是消費者權益爭議是一種民事權益爭議,消費者因權益糾紛所進行的民事訴訟,就必須遵循民事訴訟的制度。例如消費糾紛訴訟程序要遵循《民事訴訟法》規定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再審程序和執行程序等;同時,還要堅持《民事訴訟法》中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在消費的活動中,消費者要求侵權人承擔法律責任就必須舉出足夠關于產品技術、性能等方面的證據。《消法》第49 條中明確地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該條被稱之為“1 + 1”懲罰性賠償制度, 基本含義是經營者有欺詐行為時, 首先應退還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此費用也就是引號中的第一個1;其次還要增加賠償,金額同樣是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這也就是所謂的第二個1 。一般而言該制度的懲罰性功能也就體現在這里。以上這兩條法規已經明確地將訴權賦予了那些權利受侵害的消費者,并同時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予以懲罰, 鼓勵消費者積極行使訴權, 以爭取自己合法權利的實現。但是這兩條法規卻存在著缺陷,制約著消費者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行為的實現。因為與“其他幾種消費糾紛解決方式相比,訴訟無疑具有終局性、強制性以及權利實現的相對完整性等幾大優勢” 。但是復雜的訴訟程序和高昂的訴訟成本等訴訟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額侵權糾紛的消費者對法院大門望而卻步。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消費者合法權益,但由于它給予違法經營者的懲罰過輕, 給予消費者的補償過少,不能對違法的經營者產生足夠的威懾,大量的消費者因為各種原因放棄了自己獲得賠償的權利,它的激勵功能得不到充分的發揮。
由于我國頒布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在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著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處。
第一、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這種模式固然可以使權利義務關系具體,法律責任明確,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為核心的其他受制約的一系列直接的、間接的消費者保護法律法規為補充的有機法律體系。而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優點。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點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規定國家、地方團體和企業應當承擔的任務和責任,它的目的就是為了綜合性地推進消費者保護及促進消費者利益政策的執行,這樣,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執法不力,則只能是滿紙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導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許多單項消費者保護法律。
第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由于適用范圍的不確定,導致了實際操作中的爭議。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消費者定義為“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規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規保護”。這個定義首先“為生活消費需要”的限定似乎過窄,如某商人為其辦公室購買辦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費者呢?以索取雙倍賠償為目的知假買假的“王海們”是不是消費者呢? 尤其是后者引發了有關“王海現象”的爭議。如果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定義“王海們”買假并非為生活消費,應不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范圍,如果按當前現實,為調動廣大消費者打假積極性,“王海們”又應當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這顯然是立法宗旨與法律條文之間的沖突。其次該定義未明確消費者是否包括單位。所以有人建議將其改為“任何購買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貿易、商業、生產和職業有關的自然人”,筆者認為不無道理。
第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采用經營者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為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是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但生產者的含義是什么? 銷售者的范圍又包括哪些? 沒有明確規定。這就給消費者依法索賠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因為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要經過諸多環節,涉及很多主體,到底誰應該對消費者負責,直接決定著消費者向誰提出索賠。因而,建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采用生產者、供應者、銷售者的概念,并對此分別作出明確的界定。
第四、《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 條應當作有利于消費者的修改,提高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倍數,擴大適用范圍,緩和適用條件。提高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倍數,因為按目前49 條之規定,消費者對于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僅能獲得雙倍的賠償,而合同法第50 條則規定行政罰款的數額為侵權行為人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消費者所得到認可的加倍賠償與行政罰款的一至五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由此會造成消費者心理上的不平衡,從而對參與打假持消極麻木的態度。這表明我國仍然偏重于行政措施,而忽略侵權行為受害者(消費者) 的切身利益,這正是法律的實施難以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擴大適用范圍,因為按現行49 條之規定,消費者僅能對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欺詐行為主張懲罰性損害賠償,這就給那些并非欺詐而以惡意或因重大過失實施侵權行為的人網開一面,這又如何體現法律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呢?如果將懲罰性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產品責任和不正當競爭領域的話,那么,對惡意制假者所給予的懲罰金額將更大,而他們的制假元氣就會喪失殆盡。緩和適用條件,因為按現行49 條之規定,消費者必須證明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在實踐中,經營者對于前來索賠的消費者總是百般刁難,設置種種障礙,例如要求消費者對其欺詐的故意進行取證,要求消費者提供證明及其他事實的證據,而這對于本來已處于弱勢的消費者有時會顯得極為不合理。因而要適當地緩和適用條件,免除消費者某些不適當的舉證責任和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從而真正把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落到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