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09-11-4) / 已閱5298次
法官依照“看不見的手”決定自己的行動
選自《法流失論——法運行的經濟學觀察》
龍城飛將
法官也是和市場商品的供應者一樣，彼此是競爭的，只不過他們服務的方式是裁決，提供的“產品”是大家公認的原則下的“公平”、“正義”與“法律”。法官首先是人，是一種利益的個體。換句話說，法官是有血有肉，有獨立思想，有個人利益的人。在經濟社會中，他不可能擺脫自己對利益的衡量和取舍。如果社會上的大多數天生并不是公平的，是首先要考慮個人利益的，他們也同樣。
現代法官的行為，可以從經濟學的觀點得到解釋。他們之所以在裁決時要表現出公平，是由于，他必須不偏不倚，否則就會損害到自己的個人利益。用經濟學的術語表述，法官是向社會提供“法律”、“公平”、“正義”這些特殊產品的供應商。在經濟社會中，廠商只有向社會提供優質的產品，才能在向別人提供服務和產品的同時達到自己賺取利潤的目的。在法的世界里，法官只有向社會提供“法律”、“公平”與“正義”，才能證明他存在的價值。
同樣地，少數法官在做出不公正判決時，一般也是選擇到其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衡點：一方面，他從一方得到金錢，或地位的承諾；另一方面，他又不致被另一方當事人找出破綻從而影響自己當時的地位和以后的仕途。當然，也有少量法官，對這平衡術運用得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在這里，我們有一個前提，在談論司法腐敗時，只能說少數法官是腐敗的，大多數是好的。但是，關于司法腐敗，不知怎么說，才能恰如其分。其嚴重性，不容忽視�，F在有些人對司法腐敗非常敏感，只要有人講到反司法腐敗，他們就能跳起來。
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說過：“人們如果單單指望依靠他人的仁慈來獲得所需的幫助，必定是一無所獲。相反，如果他能投其所好并向他人說明幫助他也有利于他們自身的利益，那么他成功的機會將大得多。其實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他人做交易，都要這么提議。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從他那兒獲得我們所需的大量的幫助和支持。我們不能指望肉商、釀酒師或者面包師會恩賜給我們晚餐，我們只能希望他們出于追逐私利的考慮而給予我們晚餐。” 在一個人們都考慮自身利益的社會中，要求法官大公無私，或者把法官理解為或解釋為大公無私的特殊的人，是不現實的。他的工作天職是向社會提供公平，他的動因是個人的私利。機器生產產品，但機器本身并不是產品。機器必須生產合格的產品，否則，就不成其為機器。法官是一種特殊的機器，其功能是生產“公平”與“正義”，但法官這種機器本身并不是“公平”與“正義”。法官必須生產“公平”、“正義”，因為這樣做，對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否則他就不成其為法官。法官是出于其個人私利的考慮，而給予我們“公平”與“正義”。當然，司法腐敗也是法官基于個人利益給予我們的“回報”，只不過這種回報是“負回報”。而司法腐敗不能得到根本上的遏止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司法管理機制沒有在他向社會出售“負正義”和“負公平”時，對他本人的根本利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以契約、交換和買賣的方式使彼此都能獲得各自所需的幫助，而勞動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產生的�！� 同樣地，如果我們承認社會契約論中的合理內容的話，我們和“法官”以交換的方式使彼此都能獲得各自所要的幫助。法官和社會上的其他人員的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產生的，并且是以一種無形的，相互承諾的契約維系的。
在經濟社會中，廠商的產品必須經過市場的檢驗。消費者用貨幣選擇廠商及其產品。政府應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要求，以法律的方式對市場的經濟行為予以疏導和管理。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即初民社會，司法的審判權并不是獨屬于國家。初民社會是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們很自然地選擇德高望重的長者作為裁斷者。如果“法官”喪失公平，就會失去人們對他的尊敬，并且直接在其個人的經濟利益上遭受損失。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間互相競爭業務，競爭的結果直接影響到法院的訴訟費收入和法官個人的收入。
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最能說明法官的行為選擇。對“看不見的手”，斯密是這樣敘述的：“一般說來，單個的個人實際上既沒有增進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增進了多少公共利益。但是，由于他具有支持本國產業而不是外國產業的偏好，他保護了自身的經濟安全；由于他以產品價值最大化的方式來管理他的產業，他增加了自身的收入；個人在這一過程以及其他許多過程中，都是由一種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并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利益，雖然這最終的結果并非出自其個人的意愿。不過，個人這種無意識的行為并不總是不利于社會的。相反，通過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對社會利益的不斷的促進作用甚至比他想要這么做時更為有效。而我也從未聽說那些佯裝要為公共利益而經商的人真正做過什么有益于社會的事�！�
觀察一下生活在自己周圍的法官，他們的行為不是這樣的么？如果把這段話套改一下，也許可以這樣表述：在法官是競爭性地向社會提供服務的條件下，一般說來，從內心精神世界講，單個的法官個人實際上不一定有真正地去增進“公平”與“正義”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到底能夠實質性地增進多少“公平”與“正義”。但是，由于他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來從事他的工作，向社會提供服務，他增加了自身的利益；他在增進自己個人利益的同時，也是在以“公平”、“正義”這種方式，在增進別人的利益，增進社會的利益；他個人在這一過程以及其他許多過程中，都是由一種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并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公平，雖然這最終的結果并不一定出自其個人真誠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