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研究亦需內斂沉潛



　　我跟志輝接觸不多,但他的內斂沉潛,讓我印象深刻。法史研究需要的,也正是這種氣質。在物欲橫流的消費社會,還有人愿以青春相許,一頭扎進故紙堆里,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的確有發自內心的欣慰。法史學問之薪火相傳,端賴這樣一批年輕晚輩的加盟。衷心期望作者繼續努力,為法史研究再獻新篇

張晉藩

　　蟄居澳門的志輝博士,潛心從事澳門法制史研究,在鮮有人至的領域拓荒多年,陸續取得了讓人欣喜的成果。這部《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雖與澳門法制史無關,卻因為橫貫法史學與比較法,兼具解釋性和描述性,辨識西法東漸的影響,勾勒訴訟法制的轉型,探微索隱,言微論宏,讓我們同樣欣喜。

　　書稿的首要特點在于問題意識的清醒。書稿所涉的基本問題,是“外來法”、“訴訟法制”與“近代轉型”的內在關聯。近代中國法制轉型,必然涉及外來法的影響。但長期以來“外來法”被籠統言說,既不辨其分英美法系、大陸法系,也不察其有各自興衰、彼此競逐。書稿開篇即道破此點,且以一章篇幅談近代中國遭遇的外來法,考溯各自的源流和特質,再現各自的楔入和滲透,使讀者明晰近代中國所見的外來法,絕不是平面化和一體化,而是立體型和多樣性的。

　　由此而成特點之二,是研究視野的開闊。開闊需要左右看的寬,也需要向前望的遠。書稿所涉的外來法,本身各有源流,傳入又有先后,影響更有深淺,先英美、再歐陸、后日本,視野隨對象而縱橫捭闔,次第展開的便是近代世界法律地圖,呈現出異樣的“寬”。書稿站在百年前世紀之交的歷史高地,回望是中華法系的千年繁衍,前瞻是法制現代化的百年遽變,顯示出非常的“遠”。“寬”與“遠”使書稿兼有現場感和歷史感,相信會給讀者留下鮮明的印象。

　　書稿特點之三,是“法”與“史”結合的融洽。法史研究不能厚“史”而薄“法”,更不能顧“史”而忘“法”。在這方面,書稿較好地兼顧了“法”與“史”,在厘清訴訟立法和司法改制的線性歷史的基礎上,認真解析相關的法律文本,對勘中外,考溯古今,把外來法對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的影響作了層層剖析。譬如第三章談英美法影響下的訴訟法草案,第四、五章談歐陸/日本法影響下的法院編制法和訴訟律草案,既宏論其立法宗旨和價值取向,更對文本進行條分縷析,具體而微地論證書稿所作的基本判斷。這些判斷作為一家之言,讀者未必盡皆贊同,但其論證本身是有啟發意義的。

　　以上幾點是就閱讀印象而言。至于實質內容,書稿的最大特點在于“全”。不同于泛泛之論的全,書稿圍繞近代中國語境下的訴訟法制轉型,全面探討了它所涉及的訴訟立法和司法改制。關于前者,既研究了規范訴訟程序的立法史(例如《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訴訟暫行章程》和兩部訴訟律草案),又研究了規范法院組織的立法史(例如《大理院審判編制法》、《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和《法院編制法》等)。關于后者,既探討了理念層面的認識歷程,又探討了制度層面的變革歷程。對此,讀者當然可持保留態度,但治民事訴訟法史者不理刑事訴訟法史、治司法制度史者不問任一訴訟法史,畢竟是對訴訟法制整體性的割裂。書稿在這方面整合出訴訟法制轉型的“全”,應當說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此外,從后記約略可知,書稿延貫了十年,不離不棄,反復增刪；而史料日漸豐贍,新知汲取及時,這就使之保持活力,論題雖舊,識見卻新。至于文字表述上,其風格凝煉,氣質典雅,下筆搖曳多姿,讀來頗有意蘊。

　　當然,具有優點必定意味著還有缺點,這部書稿也莫能例外。譬如,書稿以“官制改革”為分水嶺,認為之前的訴訟立法取道英美,之后的訴訟立法轉向歐陸而襲取日本,僅有法律文本對勘的證據還是不夠的,如果更詳細地搜求背景資料(包括草案的執筆者、加工及審訂過程),或許更有說服力。至于文本對勘和法理分析,也存在陷阱或誤區,因為同一部法律草案由數十條或數百條構成,不會所有條款都同源一體,完全可能出現此條采擇英美、彼條追奉德日的情況,可能出現此條機械移植、彼條大肆篡改的情況,如果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逐細統計分析,或許更有可信度。而訴訟立法與司法改制轉型所涉的諸多細節,其實也大可深究,耐心雕琢。散見各處的微言宏論,也并非都言之有據或言之成理。讀者可自作判斷,權當一家之言。正所謂“學海無涯”,圍繞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這一主題,仍有相當遼闊的荒地,亟待學界同仁的開墾。

　　我跟志輝接觸不多,但他的內斂沉潛讓我印象深刻。法史研究需要的,也正是這種氣質。在物欲橫流的消費社會,還有人愿以青春相許,一頭扎進故紙堆里,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的確有發自內心的欣慰。法史學問之薪火相傳,端賴這樣一批年輕晚輩的加盟。衷心期望作者繼續努力,為法史研究再獻新篇。

　　職是之故,欣然讀之。有所感觸,援筆記之。

　　(本文為《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序言)


摘自： 何志輝 著 《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司法文叢》